的結果。這位副總理代表黨中央宣佈，包產到戶是“四人幫”向學大寨的運動發起的政治挑釁，因之，與“四人幫”的分道揚鑣，也就是“對少數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單幹，要堅決糾正”（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很明顯，這樣的方針如果得以延續，將給中國農村帶來重大的政治後果。

陳永貴的講話令滿場掌聲經久不絕。這些鼓掌的人裡面，顯然沒有一個人會想到，正是由於與“四人幫”奉行的理論的決裂，導致了兩年之後的中國出來一個“分田單幹”的小崗，且從此一發難收。

華國鋒取得了勝利。他打倒了“四人幫”，但卻留下了中國農民已經厭惡的一種制度。他的勝利最輝煌的時刻是在1977年，而人民公社終於日暮途窮以至敗象畢露，亦出現在這一年。

1977年是人民公社這個幽靈在中國農民心中日益可怕起來的一年，但是，在整個中國，大多數像小崗一樣的村莊，仍然沒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力。那時候，中國人還未從大同社會的夢囈裡醒來，鄧小平還在京城北面一個無人注意的四合院裡養精蓄銳，他在日後發動改革所倚重的左右將帥還毫無影響。華國鋒此時看來是勢不可擋，如日中天，並且可以很容易地將自己的第一炮打響。首都和地方的報紙一律以通欄大字標題連篇發表著鼓舞士氣的文章，農村中兩億多個有線廣播喇叭一齊吶喊，告訴鄉下的農民，北京召開了一個決定他們命運的會議。在中國，這往往是一個運動高潮湧來之前的序曲。官方還精心地組織起成千上萬的社員聚集在田野之上，揮鎬推車，抬筐揹簍，以證明華國鋒的號召迅速地在農村中鼓舞起雄壯的場面。

風起青萍末（9）

京城的訊號傳到江淮丘陵的時候，已是這一年年初。隆冬時節，日短夜長，凌晨。星光未褪，鳳陽一覺醒來，發現城中古老的鐘樓再度成為革命的心臟。那上面的高音喇叭不斷地重複著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其主旨在於動員農民行動起來，大批資本主義和大幹社會主義，橫七豎八的廣播網路則把那鐘樓的觸角伸向每一個角落。這樣，華國鋒充滿激情的聲音，便控制了整個鳳陽縣的村村戶戶。

鳳陽為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祖居之地，時稱濠州。他在天曆元年，即公元1328年生於一個佃戶家中。佃戶沒有耕地，靠租種他人土地為生，在鄉下是最貧窮的一類。朱元璋十七歲為行童，遊方化緣於淮西，也就是出家到寺廟裡做了一個小和尚，雲遊四方乞討度日，二十五歲投郭子興麾下為卒，離鳳陽平天下，直至四十一歲稱帝，是為明太祖，次年下詔於鳳陽營建中都。所以，這裡至今仍然留著諸多關於朱元璋的遺蹟，其中最為隆重的一處，是古城中心的鐘樓。樓高數丈，由小塊望磚所築，色青。到了公元1977年，已經數百年風雨剝蝕，斑斑裂裂。城頭間有野樹雜草，淡妝濃抹，如一條恍恍惚惚的龍蜿蜒在空中。當日統轄太祖中都的地方官吏主持修築這個建築，乃是為了永久地懸掛一口鐵鐘，鍾脊鑄有“皇圖鞏固”、“帝道遐長”八字。中都城門之上，鐫有“萬世根本”四字，字型楷書，雄渾莊嚴。這些一廂情願的箴語，價值並不在於實際的效用，而是具有某種象徵。在我們這個國家漫長的歷史裡，為人君者數以百計，無不希望家傳萬世，卻沒有一個可以如願，朱元璋亦不能例外。但他畢竟生長於鄉間貧戶，深知物力艱辛以及土地之於農家的珍貴，他之所以淪為行童遊走四方，說來就是因為沒有土地！在他看來，土地乃是萬世之根本，其所具有的意義可以成為大明王朝的基礎。他正是從這裡出發去平均地權，建立了一個自耕農的社會。而在共產黨看來，鄉村土地的私有恰為王朝傾覆的原因，所以黨在土地改革之後採取的第一個大規模行動，就是把自耕農的地權收歸集體。

在1977年初這個寒冷的早晨，大明皇室的子孫們由自耕農而為公社社員已有近二十年，政府的官員們不斷地告訴他們，只有人民公社才是他們真正的“萬世根本”。然而就在這樣的時刻，有兩個人一前一後，由“萬世根本”的城門之下蹣跚東去。一人名徐桂仁，一人名範雲珍。徐為生產隊長，範為婦女隊長。二人同在一個生產隊，同是共產黨員，其職務在舊時相當於村長，現在分別管理著全村的男女。依照黨的紀律，此時他們應當在自己的家裡召集黨的會議，來動員農民緊跟華主席的部署，鼓起學習大寨的高潮。但現在他們徑自離去，甚至對那象徵著主義與權力的高音喇叭望也不望一眼。寒風之中，破衣縷縷，飢腸轆轆。他們將沿街乞討，最終到達幾百公里外的上海，那是中國第一大城市，他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