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意識形態運動的實際程序與設計之間，形成極大差異。這是後話。現在，華國鋒的動員立竿見影，五千名代表連夜學習，連夜批判，把北京大大小小的賓館裡糊滿了大字報。中共最有權威的報紙《人民日報》，在它的版面上用詩一樣的語言描述了當時的氣象：

怒火，在代表們心裡熊熊燃燒！

仇恨，在代表們胸中翻滾激盪！

來自祖國各地的五千名代表，

同仇敵愾上戰場，

萬炮齊轟“四人幫”。

這種充滿感情色彩的指斥與聲討，至多隻能造成一種心理上的氣氛，而於理性的判斷則要大打折扣。但對華國鋒來說，僅僅有這些也就夠了。不過，事情還是出了一點麻煩。經過二十年政治上的劃線站隊，中國人的心態已如條件反射，每有風吹草動，先自分開陣營。這時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幫”是左派還是右派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曾經出現過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臺之後，由毛澤東率領的對林彪的批判。當日對於林彪是左派還是右派的問題，曾經議論紛紛了好大一陣，不得不由毛澤東出面作出最後的裁決。毛澤東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威嚴說道，林彪形“左”而實右，是極右。僅僅這一句話便將左派林彪趕出了左派的陣營。現在，同樣的命運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澤東逝世已有三月，事情只能由華國鋒來作了結。這一來，便誘使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華說道：

風起青萍末（8）

“他們是極右派，是徹頭徹尾的走資派，是窮兇極惡的反革命派。什麼‘左派’，什麼‘激進派’，他們的路線，右得不能再右了！”（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

看得出來，華國鋒對江青的判斷是繼承了毛澤東對林彪的判斷，但他的表述顯然不具有毛澤東那樣的簡潔與自信。為了支援他的結論，他提出的證據冗長而籠統。他實際上是在述說中國若干年來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遭受“四人幫”的迫害。包括周恩來這一代開國元勳；包括依然權力在握的和失去權力的各級黨的領導人；包括工人和農民；包括青年；包括軍隊；包括漢族和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甚至包括毛澤東本人。華國鋒希望中國所有的人，都能和他站在一起來痛恨“四人幫”，這無論從心態還是從策略來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描述的這樣一幅圖畫之黑暗，與過去幾十年黨在人民中間極力渲染的光明成了鮮明的對照。黨中央主席有勇氣承認這樣的事實，令人驚訝。華國鋒的錯誤不在這裡，可是他把這一切歸咎於“四人幫”，並且作出“右得不能再右”的結論，則令人生疑。他把毛澤東列入受迫害者的隊伍，顯然是想把毛澤東的夫人排除出毛澤東的體系之外。既然毛澤東是左派，江青們是一定要成為右派的。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成為全體中國人的敵人。這樣的推理固然可以成立，但它在日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則又出乎“英明領袖”的意料之外。

現在，面對五千領導者和他們背後的億萬農民，陳永貴盡其所能為華國鋒的邏輯提供註釋，不過，顯然並不成功。他對著聽眾陳述了“四人幫”反對大寨，反對華主席，也反對毛主席的罪行。所列雖然詳盡，卻有些瑣碎。平心而論，江青與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後確已勢同水火，但是若說江青一貫反對大寨，實難令人信服。凡對中國農事稍有注意的人都會知道，“四人幫”是如何鼓動“學大寨”的風潮，大寨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樣感極而泣地迎接江青的到來，而且，人們也很難看清大寨的經驗與“四人幫”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何區別。所以，將“四人幫”歸入“極右派”，就連華國鋒在政治局裡的同事是否完全同意，都很值得懷疑。這一點在兩年之後終於得到證實。而現在，他們中的大部分還不能意識到，在他們的“萬炮齊轟”之下，不僅“四人幫”的理論將在中國破產，而且人民公社的理論也會遇到麻煩。對人民公社的理論進行修正是必要的，而學大寨運動的繼續推進，無疑是在強化這種理論。在把有害的大寨經驗作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加以鞏固的時候，又怎能在七億農民中間清除“四人幫”留下的遺產？

但是，按照華國鋒的作法，當日農村中瀰漫著的對於大寨和對於公社的種種不滿和失望，便成了“四人幫”的罪孽。陳永貴在他的報告裡面，即用很大的精力來指責“四人幫”到處破壞學習大寨，“鬧的很多地方分田單幹，兩極分化，黑市買賣猖獗，集體經濟瓦解”。陳還把一個叫做溫州的偏狹的地方作為攻擊的目標，毫不含糊地說，那裡的分田單幹是“四人幫”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