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裡浪跡街頭，靠城裡人的施捨度過寒冷的冬天。

人民公社社員淪為乞丐，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儘管政府在公開的場合屢屢宣佈乞丐為非法，但諸如此類的行為仍然在社會底層蔓延開來。黨的幹部從來未對公眾承認過這個事實，私下裡也只是把乞丐叫做“外流人員”。每年第一季度，均為農民外流的高潮。此時為農閒，可有充足的時間，在城裡則有元旦和春節相接續，食物的儲備及冷菜剩飯也較一年中其他時間為多，因此被乞丐們視為黃金時節。除去舊時留下的為數極少的地主富農，乞丐均具有社員的身份。他們一半是生產者，一半是叫花子，其總數並不穩定，可因年成的好壞或多或少，但總的趨勢是生產者漸少而叫花子漸多。此種情節，鳳陽黨的領導每年數次報告給他們的上級，其用意在於申請救濟糧款，或者表白流民的囂張和自己制止流民的成效，這些報告所列情況，較之當日一切報紙的宣傳更為可信，故擇要記錄：

1967年1月至2月22日，鳳陽人口外流九千九百人，至3月18日，達到一萬八千人之多，大部去南京及蘇北。　。。

風起青萍末（10）

1969年3月，百分之三十七的農戶以及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外流他鄉，流動範圍所及包括皖蘇浙三省。

1970年春節，全縣四千餘人外流。

舊曆新年本為鄉下最隆重的節日，而農家仍不能迴歸鄉里，可見其謀生手段除行乞外已別無他途。到了1974年初，形勢的發展已非政府力量所能控制，某大隊全部一千一百一十九人中，外流者竟有九百餘人，其中行乞者十有其八，這等於是除了老弱病殘不便行動的人，餘者全部背井離鄉，其乞食要物的範圍已擴大至十三個省市。

對於人民公社來說，諸如此類的情節實在是一些不光彩的剪影，或者如政府官員所說，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然而事情還不僅於此。按照當日中國政治的要旨，凡事必以階級鬥爭的眼光來透視，於是出現了1973年9月2日鳳陽黨的領導的一句著名的斷語：農民的外流行乞，“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而煽動外流要飯的顯然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其罪惡用心是煽動群眾對黨的不滿，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和道德的壓力之下，共產黨員和幹部不是出於極嚴重的客觀原因，絕不敢妄自菲薄，捲入乞丐行列。所以，直到1976年春季，鳳陽縣的共產黨員行乞，均採取一種隱蔽或曲折的方式。比如某大隊黨支部書記薛其讓，一邊在黨的會議上振振有詞地講解華國鋒的“大批資本主義”和“大幹社會主義”，一邊卻不得不因家計的艱難而在心裡做出更切實際的盤算：去年秋季的收成只給他這個書記的全家分得150公斤糧食，憑此，他一家四口人將何以度過大約半年的嚴冬和春荒？看來，淪為季節性乞丐是他惟一的活路，而作為黨的一個基層組織的領導者，他又不得不在社員們面前保有他的形象。他身不由己地扮演著雙重角色：黨的書記與乞丐，陽與陰，崇高與低賤。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薛其讓的辦法精巧而又簡單，他讓妻子攜兩個孩子外出乞討，而他本人則坐食全家的糧食，同時也可以身作則地動員他的社員堅守鄉里。這樣也就勉強地把他領導的一百三十人中的九十五人留在村中。

到了1977年初，徐、範二人走出古城的時候，事態顯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黨的基層幹部撕去最後一層遮羞布，不僅公然加入了乞丐的行列，而且率眾出遊。既然黨員幹部可以去做叫花子，普通百姓的仿效當在情理之中。依中國農村黨政合一的權力體系，其一呼百應的效果還在其次，他們更可以用自己的權利為叫花子們的乞討出具“證明”。在這些證明上，要飯的理由頗能動人惻隱，或者說是偶遇天災，收不抵食；或者說是缺少勞力，家境維艱。種種理由加上黨組織的紅色印章，也就使原來非法的乞丐具有了合法色彩。

從客觀條件上看，黨的基層領導者率隊行乞實在是無法避兔的。以當日農村的貧苦，農民對生產又極少誠意，任何通達富有的政府，也不能對各種底層的問題都有周密瞭解和實際解救辦法。鳳陽縣的領導者也曾一意改弦更張，制止社員外流。他們與不斷擴大的乞丐隊伍歷十幾年鬥爭而不懈，處事認真，一絲不苟，卻始終未有所得。直到1977年2月，一些精明能幹且講究實際的官員終於懂得了，依靠偉大的精神和嚴厲的批判，解決不了世俗的問題。他們作為黨的基本路線工作隊，來到當時乞丐最多的莊許生產隊，這顯然是下層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