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諭旨備填寫人名。”溥儀人未出關，卻儼然已組建起關外的軍隊，可見他早把主意拿定了。

溥儀：在帝制崩潰後一再消長（13）

1931年11月2日在溥儀的《召見簿》上出現了日本駐遼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的名字。他是專門來勸溥儀“到東北去主持一切”的，並表示日本將“尊重領土主權”和他的“自主”。就在溥儀準備答應的時候，正在北京的陳寶琛看到報紙上有“土肥原欲攜溥儀組織明光帝國”一類新聞，匆忙返津，下車直奔鄭孝胥家“詢近狀”，繼而又往###晉見溥儀，溥儀這才把會見土肥原的詳情告訴他，並答應再與身邊老臣商量一下。於是就有了在###召開的“御前會議”，以及陳寶琛與鄭孝胥那一場著名的辯論。

陳寶琛反對出關北上，鄭孝胥則主張速赴東北，兩人大戰若干回合。針對鄭孝胥的“時機莫可錯過”的論調，陳寶琛指出：當前東北政局未定，且日本內閣與軍部態度不一，“輕舉妄動有損無益”，更無需擔心日本人先把“恭親王”溥偉扶上去，佔了溥儀的“皇帝寶座”。辯論發生在11月6日，據《鄭孝胥日記》載：“詣行在。召對，諮東行大意。對曰：‘毋失日本之熱心，速應國人之歡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這段話實實在在透露了那場辯論的內容和氣氛。溥儀對兩人的辯論並不表態，但心裡認為陳寶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11月8日以後溥儀不再召見陳寶琛了，直到11月10日，由日本人組織的漢奸便衣隊大肆騷擾華界的“天津事件”，終於把溥儀送上從白河碼頭開往遼寧營口的日本輪船。那天日本“租界”全日戒嚴，溥儀又故意不給陳寶琛、胡嗣瑗、陳曾壽等送通行證，使他們根本不能進入“租界”，更到不了###，也就不能知曉“皇帝起駕”的計劃，無從攔阻溥儀的行動了。所以，在陳曾壽之弟陳曾植11月11日的日記中，才有“雖陳■老亦不知也”這句感嘆的話。連溥儀的臨別留言也是在營口登陸後的11月13日才公佈的，此諭曰：“園內一切事宜歸陳曾壽全權辦理，所有當差人等稟承諮訓可也。”

溥儀在營口一上岸，便感到上了土肥原的當，先被關東軍的代表控制在湯崗子溫泉旅館，繼而又送到旅順封鎖在大和旅館內，直到1932年1月15日，才准許他遷入肅親王府，兩天後溥儀的“密諭”傳到天津###：“諭陳師傅、胡嗣瑗、陳曾壽仍維持駐津辦事處，一切便宜行事。陳、胡安心，甚妥勿慮，定期即召來，勿萌退志。”“密諭”中還用了“夢寐之間，思見卿等”及“相見匪遙”等詞語，以表達他對陳寶琛等老臣的思念之情，陳乃決定“赴旅順請安”。

1932年1月24日，八十五歲高齡的陳寶琛由其子陳懋復（幾士）和外甥劉驤業（午原）陪同，乘濟通丸在北方最嚴寒的季節裡抵大連，暫憩星浦大和旅館，當即約鄭孝胥和鄭垂父子來見並共進午餐。據《鄭孝胥日記》載，“■殊健”，還談及“南京開‘國難會議’，邀載濤、達壽、寶熙、衡鈞、段祺瑞、王揖唐、陳三立等，林綮赴南京未回”等情。陳寶琛當天就要赴旅順見駕，鄭孝胥則怪他未先電告，“言倉促赴旅，恐難入見”，陳寶琛答以“此來只盡己之心，若不得見，亦無可如何”。遂於當天“日斜”時刻，徑往旅順肅親王府。據陳曾植日記載，“門衛日人聞■老來頗表敬意，立為傳達召見”。當天晚上住在旅順大和旅館。

1月28日，鄭孝胥和羅振玉作為溥儀的代表，與板垣徵四郎在旅順大和旅館1號房間，就“聯合三省為滿蒙自由國”問題舉行會談。板垣提出“推舉宣統帝為大總統，軍民分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滿、蒙、漢、日本、朝鮮人民無分畛域，合為一體”。羅振玉對“不稱皇帝”提出異議，鄭孝胥也表示：“皇帝總統之名，須加討論。若權歸皇帝而聘用日本名人為最高顧問，必可成中日合作之效。”對此，溥儀的態度也是堅決的，“謂共和制不適於亞洲，若舉總統，則不能就”。

1月29日下午鄭孝胥返回大連以後，曾往朋友家與陳寶琛晤談，鄭孝胥並未詳談實情，所謂“■詢昨事，告以辭總統而已”。1月30日，溥儀派人“召■老復入見”，告以與板垣會談的情景，“言擬建滿蒙共和國，請上為總統，上未允”，“上述拒板垣事甚詳”。陳寶琛亦“痛陳其不可，請上堅持”。羅振玉之四子羅福葆（君羽）當時在場，後來曾在親屬間講述過當時的情景，他說陳師傅見到皇帝就放聲大哭，跪在地上撞頭說：“皇上，這件事千萬答應不得，答應了，要受千秋萬世的罵名。”皇帝看到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