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而熙洽在吉林，張景惠在哈爾濱宣佈“獨立”，建“長官制”。報紙上則傳出日本人打算迎接“宣統皇帝“歸王滿洲”的訊息。“心竊惴惴”的胡嗣瑗，在10月1日的日記中寫入一段關於歷史真相的重要情節：“聞昨午後，駕臨日司令部。向夕，宣鄭孝胥來，似有所謀議。須晤孝胥，語多影響，但云兩三日後上必召公面詳云云。心竊危之，而孝胥意自得也。”　。　想看書來

溥儀：在帝制崩潰後一再消長（12）

這說明溥儀不但離開陳寶琛的“主拒”的意見愈來愈遠，連胡嗣瑗的“沉靜為主”也開始拋卻了。已經26歲的溥儀畢竟已有自己的主見，他急於得到一塊地盤，建立自己的朝廷。為此而與鄭孝胥的“主迎”的意見漸漸靠攏，“駕臨日司令部”那天，溥儀甚至不讓陳寶琛、胡嗣瑗等知悉他在日司令部的活動內容，卻特別召見鄭孝胥，令其得意起來，陳寶琛、胡嗣瑗則“心竊危之”了。

鄭孝胥是在1931年9月30日（農曆辛末年八月十九日）晚上8時被溥儀秘密召見的，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詣行在。召見鄭孝胥、胡嗣瑗，陳淑妃事；既退，復召孝胥，令擬恢復大意。吉田來，請下午幸日本司令部，勿使人從……###電話，今夜八時入見。上語在司令部所見板垣參謀部來使及羅振玉，司令部請上乘日艦赴大連入奉天，羅振玉為熙洽、榮厚之代表，候乘輿至奉，吉林先宣佈復辟。”

溥儀特赦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看到了這篇日記，又回憶歷史細節，並寫入《我的前半生》一書中。他說，那天下午，應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香椎浩平中將的邀請，單獨前往海光寺日本兵營，與專程來接他赴東北的關東軍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見面，羅振玉則帶著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遠支宗室熙洽盼望“皇上”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的信伴同而來。但溥儀沒有馬上表態，香椎遂亮出威脅的口吻，說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考慮板垣大佐的意見，動身到東北去。

在歷史即將拐彎的時候，溥儀慎之又慎，不敢輕易邁出“東行”的第一步，總括起來原因有三：一是日本軍界的態度乃至日本最高當局的態度，尚未徹底明朗，可否憑藉，能否得到地方行政實權，都須調查；二是日本政界持異議。據《鄭孝胥日記》載，早在10月3日，日本駐津領事館後藤副領事就曾“約鄭垂往談，謂東行宜慎重”，似乎上角與羅氏潛來天津的風聲已漏。到10月14日日本駐津總領事桑島主計來見溥儀時，還帶了滿鐵總裁內田康哉的一句話來：“一切請上珍重，不可輕動，所事應看天心民心所向何多也，云云。”10月15日，日本領事館又派人晉見溥儀，“勸帝勿急”。與此同時，日軍司令部也向溥儀耳邊吹風，“以為機至當行，不必告人”，明確流露出日本駐津領事館與日軍駐津司令部之間的矛盾；三是陳寶琛為首的一批遺老堅決“主拒”。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頭一個表示反對的是陳寶琛，追隨他的是胡嗣瑗、陳曾壽”，當溥儀提到熙洽的信“決不會說謊”時，陳寶琛沉痛地說：“天與人歸，勢屬必然，光復故物，豈非小臣終身之願？唯局勢混沌不分，貿然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回時難！”

第二天，徐良把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翻譯官吉田忠太郎秘密擬訂的關於溥儀出關的具體辦法呈給溥儀過目，其中談及由天津乘船“直趨營口”，“又云不得帶從人，只可先以上角、徐良二人隨去”。胡嗣瑗認為“足見其謀之詐妄”，並揭露說，金梁、徐良等“欲孤注我主人，成則專功，敗則不顧”，乃“請上一切從緩”。

面對日本軍閥挑起的侵華戰爭，國際社會中若干有勢力的國家，如英、美、法等態度曖昧，他們一邊觀望，一邊採取兩面三刀的政策。對此，陳寶琛是很警惕的，以為其中必有陰謀，不受表面現象的迷惑。溥儀的感覺則不同，僅憑一兩件事情就認定英國袒護日本了。他在自己的書中敘述了這樣一件事：1931年10月初，英國駐津軍隊司令官牛湛德准將訪問###，對溥儀因九一八事變而獲得契機表示“私人的祝賀”，並說：“如果陛下能在偉大的滿洲重新登極，陛下的僕人牛湛德，願意充當龍旗下的一名士兵。”

有了這些分歧，溥儀在一些具體行動上也不那麼顧忌陳寶琛了。在10月30日的《鄭孝胥日記》中，出現瞭如下記載：“詣行在。召對，寫諭旨十道，派張海鵬為滿蒙獨立軍司令長官，馬占山為北路總司令，貴福為西路總司令，憲原、憲基等人為大佐參謀，其東路總司令及預備軍、前敵、保安諸總司令皆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