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3）

在德川時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權力是由幕府將軍控制下的軍隊行使的。天皇僅具有象徵性和禮儀性的意義，儘管在形式上，軍事首領仍然對天皇負責。露絲·本尼狄克特，在她對日本的經典研究著作《菊與刀》中發表了一些令人感興趣的言論：“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島嶼之間反覆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個神聖的首腦，可能參加也可能不參加政府內閣的事務。在某些太平洋島嶼，他會參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島嶼，他會下放自己的權力。但是他的人格總是神聖的。”換個角度來看，要了解日本，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太平洋和東亞的背景下進行研究。

明治維新之前統治日本長達250年之久的德川時代，見證了一個權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創立過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個社會分為四個等級，其等級制度如此森嚴，使當時的社會具有某種種姓的特徵：四個等級分別是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嚴格地說，部落民——即從事屠宰業、皮革業等所謂賤業者和乞丐遊民，他們一直都被看成社會的隱形人，是社會中可有可無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日本，人們的身份等級是以世襲原則加以世代傳承，千百年來一成不變。每一個家族的首領，都需要在自家門道里張貼自己的階級立場，並詳細地說明自己的世襲地位。他與生俱來的權力決定了他能穿什麼樣的衣服，吃什麼樣的食物，住什麼樣的房子。大名每年都從農民那裡收繳一定比例的糧食，除了滿足自身的需要，還要給下屬的武士分發一部分。武士沒有土地，他們的正式職能是保衛大名及其土地和財產。他們是唯一被允許佩劍的社會成員，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階層，他們享有廣泛而獨斷專行的權力。在德川幕府時代，大名主要對將軍負責，而將軍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對京都的天皇負責。日本的儒家思想與中國的不同：後者尤其重視優質教育，官話便是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的產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稱謂都給了武士，幕府時代尤其讚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時期，中國實際上是一個重視平民儒家思想的國家，而日本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重視軍事儒家思想的國家。

德川家族是從17世紀初葉開始統治日本的，上臺不久，他們便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切斷日本與外界的聯絡，並*基督教，反對外國勢力對日本習俗和宗教傳統的干涉。歐洲船隻不許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蘭可以把出島作為貿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經營大型船隻，否則要受到嚴懲，這些規定嚴重阻礙了日本沿海的貿易活動。統治者制定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來限制商業活動，同時也表現了他們對外來影響的恐懼，尤其是從歐洲進口的槍支，統治者認為它可能會動搖將軍之間微妙的權力平衡。儘管這些行為讓日本倒退到專制主義時代，但是德川時代也出現了很多充滿活力的變化。隨著語言的日益標準化，不同地區的人們的認知和生活習慣趨同，日本社會日益朝著一元化的方向發展。

總之，當時的日本已經開始具備形成現代民族國家所需的條件。新建的公路網進一步發揮了促進國家統一的作用，沿著這些交通樞紐興起的商業區，逐步變成了充滿生氣的貿易中心：到德川家族統治末期，江戶，也就是今天的東京，其城市規模堪與倫敦相媲美，人口也超過了100萬；而當時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澤，也具備了相當規模的人口。如我們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經濟與當時的西北歐相比，更為發達，在1868年明治維新的前夕，除了缺少一個致力於此目標的政府，日本已經完全擁有經濟騰飛的條件。

第二章　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4）

最後，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一點：武士的職能和作用不斷變化。雖然他們最初的目的是保衛大名，但是隨著後來必須承擔越來越多的管理責任，並負責保護大名的財產，以及代理主子大名與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間的談判協商和簽訂議定書的事務，所以他們的地位日益重要。事實上，在明治維新前夕，他們就已經從一個軍人階層轉變成日本社會里一個關鍵的管理階層。儘管沉湎於儒學的管理治世思想，但是他們的認知和癖性本質上還是傾向於軍事和科學技術，而不像當時的中國主要側重於文學和學術理論，這種目標和傾向，對後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的特質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明治維新

1853年，美國海軍上尉佩裡率領“黑船艦隊”，出現在江戶灣（今東京灣），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