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反對‘棍子’反對得最厲害的，他習慣於把一切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評都叫做‘棍子’。在去年七月十五日的座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言中，他就把過去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中某些缺點誇大地叫做‘看潮頭，揣摩領導意圖，狠狠的打擊別人，用來表示自己立場的堅定’，以達到用個別的缺點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後來，他投給《文藝月報》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說現在有粗暴是因為思想改造、反胡風鬥爭搞得太過分了，並且用下流的句子辱罵青年批評工作者是‘吃奶的氣力’都用光了。……”

其實，許傑短短几句話，點穿了姚文元之輩的“秘訣”：“看潮頭，揣摩領導意圖，狠狠的打擊敵人，用來表示自己立場的堅定。”難怪，這些擊中要害的話，使“青年批評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來

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勁。

他打流沙河——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餘勳坦，是家有九百多畝地的大地主的少爺……他心懷殺父之仇，念念不忘，組織了右派小集團，辱罵共產黨，辱罵新社會的一切幹部。他幾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質上是一篇反社會主義的作品。”（《流沙河與《草木篇》，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展望》）。

他駁徐中玉——

“從這種謠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質，可以看出他的心靈是被怎樣一種黑暗的思想充塞著。教授造謠，在今天並不算新鮮的事情。……”（《闢謠三則——答徐中玉“積疑三問”》，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放日報》）

他罵魯莽——

“魯莽是一個仇恨共產黨和進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擇手段的人，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動起家並且以反動聞名的。……”（魯莽被什麼人“利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懈放日報》）

他與王蒙、鄧友梅、劉紹棠“討論”——

“最近一年以來，有哪種理論是風靡一時的話，那就是‘寫真實’。王蒙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鄧友梅寫《在懸崖上》，其指導的文藝思想都是‘寫真實’。……劉紹棠提出：”繼承現實主義的傳統，就必須真正地忠實於生活真實。這種忠實於生活真實，就是忠實於當前生活真實，而不應該在“現實底革命發展”的名義下，粉飾生活和改變生活的真面目。‘……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去空談真實性和忠實於生活，只是一種幻想而已。……我覺得，今天我們不應當因為反對教條主義而放鬆了對文藝領域中資產階級思想的警惕。“（《再談教條和原則——與劉紹棠等同志討論》，一九五七年八月第十八期《文藝報》）

他揍徐懋庸——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至十二月的《文匯報》上，姚文元接連發表了八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徐懋庸的雜文，曾經一度風行一時，向他約稿的報刊甚多，使他達到了‘終日手不停揮’的地步。這說明我們的嗅覺並不是很靈敏的，這當中有值得深刻記取的教訓在。然而，這終究只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假的總是假的，在我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國家裡，一切偽裝的敵人決不可能長久地欺騙群眾，一到反擊右派開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動一個字套用一句古話：”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類的右派頂多只能做‘一時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階級暫時不進行反擊的時候；至於做‘一世之雄’的幻夢，那是永不可能實現的了。他們那個過去的時代早已被歷史的巨潮永遠地埋葬了。……”

他攻陸文夫——

“‘探求者’的啟事和章程是一個在文藝領域中的系統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這個綱領的反動性是露骨的、不加掩蓋的，他們也的確把自己這種主張‘公之於世’了。這個綱領是這樣的荒謬，他們想‘探索’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的企圖又是這樣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集團的成員都是青年。他們自稱是‘一群青年的文學工作者’。……青年文學工作者中個人主義的滋長，近一年多來是有了相當發展的。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潮同個人主義的思想意識相結合，成為一種政治思想上非常厲害的腐蝕劑。……（《淪”探求者“集團的反社會主義綱領》，一九五七年十二期《文藝月報》）

他向《新觀察》開火——

“五月十六日的《新觀察》上，有一篇‘一個月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情況小記’，題為《蓓蕾滿園乍開時》，作者為‘本刊記者’，登在第一頁。

“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