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見青年代表的時候，作了重要的講話，指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毛主席的講話給六億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個標準。這個講話發表在右派分子妄圖破壞社會主義基礎的時候，具有極其現實的戰鬥的意義。然而我們把它看成是一般新聞，竟然用極不顯著的短欄刊出，貶低了毛主席這一講話的重要意義。”

顯而易見，這段“請罪”，是對姚文元的《錄以備考》的“反饋”。

這麼一來，姚文元益發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這句《紅樓夢》中刻畫“應酬權變”的孫紹祖的詩“評”過別人，其實，這句詩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動寫照。

光是寫文章表表態，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滿足了。他，掄起棍子要打人了。

橫掃“右派”

兩年多以前，當姚文元拿著一大疊退稿，走進《文藝月報》副主編王若望的辦公室，對這位“王老師”是畢恭畢敬的；兩個多月以前，當姚文元對王若望的《步步設防》來了“一點補充”的時候，對“若望同志”又支援、又讚揚、又補充。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變了，王若望“貶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隨之反目，掄起棍子，劈頭蓋腦朝王若望打去：

“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象高崗、饒漱石這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同陰謀家，他們為了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曾用盡了一切卑鄙齷齪的手段。他們作為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醜惡面目，總是在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暴露得特別明顯，也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被揭露出來。王若望就是這類人物之一。他披著共產黨的外衣，卻充當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攻的急先鋒，並且使用了各種資產階級政客的手段來達到他的野心。”……（《反黨野心家的四個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陰謀活動》，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解放日報》）

“王若望自從鳴放以來，發表了許多文章，並且多次在黨內外的會議上發言。在這些文章和會議的發言中，他向黨發動了劇烈的進攻，在人民群眾中起了極壞的影響。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實的、帶煽動性的言論，已經成了許多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理論上的武器，並且引起了一部分不瞭解真相的黨外人士對黨的不滿。徹底批判這些言論，澄清他在思想上散佈的毒素，是文藝界的一項重要任務。……”（《走哪一條道路——批判王若望幾篇文章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一九五七年第八期《文藝月報》）

後來，王若望因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而開除黨籍，在上海作家協會黨員大會上宣讀開除王若望黨籍決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蟄存是姚文元父親的老朋友。見到他，姚文元總是恭恭敬敬喊一聲“施伯伯”。然而，施蟄存與張春橋之間舊冤頗深。在三十年代，十八歲的張春橋剛到上海，看到施蟄存標點古書，頗為暢銷，他也擠了進來。無奈，張春橋不過是個中學生，亂標古書。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報》上豈以的《張春橋標點珍本記》一文，便有這麼一段話：

“……當下，給主編的施蟄存看見，才發現了張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標點的原書來看，又覺察滿篇都給張先生點了‘破句’而簡直無一是處了。於是，施先生笑而張老闆怒。三十大洋馬上送去，對他說：”你標點得實在太不成話，這三十元聊以酬過目之勞；以後則不敢請教了。“在這情形之下，張春橋飯碗即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的標點生意也就被奪。……”

不料，二十二年之後，張春橋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蟄存當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蟄存也“貶值”了。張春橋一指點，姚文元躍馬上陣。哦、“施伯伯”，對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橫掃過來：

“凡是別有用心而不能大白於天下的人，說話常常是吞吞吐吐，或聲東擊西，或借古喻今，總是想盡辦法來表達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蟄存的《才與德》，就是一支向黨向社會主義事業射來的毒箭。讀上去似乎彎彎曲曲，象舌頭上打了結一樣，但內心的仇恨還是非常明顯的。……”（《駁施蟄存的謬論》，一九五七年第七期《文藝月報》）。

許傑也是姚文元父親的朋友。許傑對於“棍子”的反感，對於在“反胡風鬥爭搞得太過分了”的“青年批評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為惱怒。對不住了，“前輩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誰都知道，許傑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