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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第一次公開點了《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名，讚揚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國矚目。

於是，姚文元作為一顆文壇“新星”，在全國名噪一時。他，一躍而為上海作協黨組成員、反右派領導小組成員。

一抹臉成了“反右英雄”

令人費解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匯報》發表《錄以備考》之外，還同時在《解放日報》發表《敵我之間》，在《勞動報》上刊出《關於青年的雜感》，那兩篇卻明顯地表現出“右派”觀點。同是一個姚文元，怎麼會同時既講“左”話，又講“右”言？他到底是個“左”派，還是個“右派”？

其實，其中的奧秘並不費解：《敵我之間》和《關於青年的雜感》是好多天前寫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得以發表。《錄以備考》呢？是姚文元在六月六日開了個夜車，趕寫而成。

又是張春橋給姚文元幫了大忙。六月六日上午，張春橋在電話裡，把重要訊息告訴了姚文元：反右派鬥爭馬上要開始了，頭一炮就要轟《文匯報》……

火燒眉毛。姚文元趕緊翻查《文匯報》。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姚文元才算有了“靈感”：他注意起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那句警告式的話——“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被《文匯報》大大地縮小了！

他連夜寫成《錄以備考》，第二天一早親自送往《文匯報》。

張春橋的訊息果真靈通而準確：六月八日，毛澤東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他寫的黨內檔案《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一場席捲全國的反右派風暴，便從這一天開始。

本來，《文匯報》編輯部收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並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評自己的文章？

然而，六月八日形勢陡變，《文匯報》急於要登點裝飾門面、緊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錄以備考》，當即在六月十日刊出。

連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這篇短文會受到毛澤東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見風轉舵，一抹臉就裝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當年喬裝打扮成反胡風“英雄”一般。

人們常常罵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準確的形象是政治投機派！他，今天這麼寫，明天那樣講，出爾反爾，一切都是為了投機。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機史。他的入黨，他的反胡風，他的反右派，爾後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盤上走過的棋，全然以投機為行動指標。

由於《錄以備考》交了鴻運，從此姚文元從“右派分子”的帽子下開脫。就連那吹掉了的愛情，也悄然復甦了，因為金英看出來姚文元“有出息”。

毛澤東的讚揚，使姚文元頓時身份百倍。哦，風正順、帆正滿，在張春橋的指點下，姚文元日夜趕寫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個月裡，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報紙上啪啪作響：

《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六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處去》（六月十五日《文匯報》）；

《從恐嚇信中所窺見的》（六月十八日《新聞日報》）；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考驗自己》（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

《“過去是有功勞的”》（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報》）；

《揭露謎底》（六月二十七日《新聞日報》）；

《對黨的領導的態度是辨別右派分子的試金石》（六月二十八日《文匯報》）；

《這場“戲”的確“好看”》（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報》）。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這麼多文章，姚文元作為一顆“新星”，閃射出眩目的光芒。

七月一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匯報》“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工具的反動編排”。

七月四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文匯報向人民請罪》，其中提及：

“還有一些更為突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