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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黃克功犯下的罪行，中央領導的心情也是很不好受的。黃克功畢竟是毛澤東的同鄉，一個在井岡山時期就參加革命的紅小鬼，他驍勇善戰，屢立戰功，長征時任警衛團團長，擔負著保衛中央和毛澤東的重任，在戰鬥中身上曾留下了多處傷疤。在陝北簡陋的窯洞裡，當收到愛將黃克功的信時，毛澤東流淚了。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平時很器重黃克功，認為他出身貧苦，工作有才幹，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輕，在黃克功被關押之後，還去看過他一次。但是，在情與法之間，在感情與大義面前，毛澤東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並請雷經天在公審會上宣讀了給他的信。羅瑞卿也沒有因為私情而放棄原則，在研究案件的會議上，他強調說：“黃克功敢於隨便開槍殺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沒有把法律放在眼裡，如果我們不懲辦他，不是也沒有把法律放在眼裡嗎？任何人都要服從法律，什麼功勞、地位、才幹都不能阻擋依法制裁。”這種感情天平上沒有傾斜的決心，正是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充分體現，也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克敵制勝、一往無前的根本所在。

歷史的巧合總是出人意料，幾乎在黃克功逼婚殺人案發生的同時，國民黨內部也發生了一起類似的案件。1935年9月，蔣介石的愛將張宗靈懷疑妻子與人通姦，便不問青紅皂白，跑回家把妻子殺死在自家宅院的菜地裡。張宗靈槍殺妻子的訊息傳出，西安各界婦女表示極大的義憤，聯合上書全國婦女部長宋美齡，要求嚴懲兇手。蔣介石聞知大發雷霆，命令胡宗南將張押解南京。胡宗南將張宗靈送至南京，蔣介石安排將他關進模範監獄，並聲稱審後將嚴肅處置。張宗靈被關了一年後，胡宗南看風聲已過，便請求蔣介石把張宗靈放出來。蔣介石居然爽快地答應了，為掩人耳目，他讓張宗靈改名張靈甫。張靈甫被秘密釋放後，不久就升為七十四師師長。黃克功和張宗靈，一個是國民黨的驍將，一個是共產黨的驍將，1935年9月中央紅軍即將到達陝北前夕，黃克功所率的師團與張宗靈率領的國民黨精銳七十四師113團，還在正寧一帶展開了一場惡戰，以中央紅軍取得大勝結束。就是在這場大戰之後的不長時間，兩位驍勇善戰的戰將幾乎犯了同樣的罪行，但黃克功連戰死沙場的請求也未被允許，隨著一聲槍響他倒在了遠離家鄉的黃土高坡上。時間相近、案情相似，但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結果，再次向世人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治黨務必從嚴的堅定決心，成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人民尊重，無往而不勝的強大武器。

第12節；

二是即使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始終不忘嚴肅法紀。任何一個政黨、政府或社會集團，只有堅持正義、嚴明法紀，才能獲得自己的存續或發展的基礎。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寧的法律虛無主義時指出：“所有透過革命取得政權的政黨或階級，就其本性來說，都要求有革命創新的法治基礎得到絕對地承認，並被奉為神聖的東西。”②列寧說過，革命事業需要的不是人們一時的熱情，而是革命者整齊的步伐。要有整齊的步伐，就需要有鐵的紀律。陝甘寧邊區雖然屬共產黨的臨時執政，但在繼承蘇維埃時期的司法制度的基礎上，確立了以馬列主義為立法指導思想，黨的領導為立法核心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為立法基本內容，從實際出發、依靠群眾為立法基本路線的比較完整的法制工作原則。根據這個原則，結合抗日根據地的實際情況，邊區參議院、政府和高等法院，起草、擬定和頒佈了數量達千件以上的法律、法規以及命令和指令，以至於有些學者提出“新中國的法律傳統形成於陝甘寧邊區政府時期”。據當時的《新中華報》報道：“凡每一個到會的同志，無不咬牙切齒，痛斥這種行為是慘無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實行槍決，以嚴肅革命紀綱，法院為執行群眾要求與法律起見，特於公審大會將黃克功執行槍決。”可見，對黃克功案件的判決反映著當時邊區群眾的民意，實現了邊區司法的公正。┃米┃花┃書┃庫┃&nbsp；http：//__

從案件處理的方式來看，10月5日案情發生後抗日軍政大學、邊區高等法院及邊區保安局等隨即介入此案；10月8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即發出通知，決定於11日下午一時在陝北公學舉行公審；10月10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通知7名證人屆時出庭作證；10月11日公審後執行槍決。在刑事案件領域，高效率的案件偵破，是案件審理與執行刑罰的前置條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