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效率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一樣，效率同時成為衡量處在戰爭環境中的司法是否公正的準繩。”③僅僅用了不到一週的時間，剛剛成立的邊區高等法院從偵破、審理、判決到執行全部完成，從辦案速度、實效上，都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清除黨內腐化墮落分子的堅定決心，也充分體現了邊區在特定歷史條件和戰爭環境下實現司法公正的獨特方式。

對於黃克功案件的處理，雖然執行了“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但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法律反對超階級的人性，但不是不要人性或一概反對人性，而是堅持階級性和人性的統一。正如毛澤東在信中寫道的，黃克功“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也明確指出：“劉茜今年才十六歲，根據特區的婚姻制度，未達結婚年齡。黃克功是革命幹部，要求與未達婚齡的少女結婚，已屬違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實行槍殺洩憤，這完全是獸性不如的行為，罪實難逭。”黃克功殘害革命同志，不但違反了革命的法律，違反了革命的紀律，而且慘無人道，也是反人性的。在毛澤東看來，三者在內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毛澤東在這裡強調“卑鄙的”、“殘忍的”、“人的立場”等語詞，顯示了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即使在一個特殊的充滿戰爭與殺戮的年代對革命戰友、對人的生存權利的關懷，對人的生命價值應有的尊重，對侵犯人權、踐踏人權行為的無比仇恨。正是從革命人性的考慮，毛澤東在給雷經天的信最後還專門交代：“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撫卹。”

第13節；

三是即使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始終不忘取信於民。人民群眾的認同、支援和信任，是每一個政黨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使得今天處在民族敵人侵入的緊急關頭的中國有了救亡圖存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有了一個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④中國共產黨正是從創立之始，就把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絡，作為自己的第一生命，才使黨的隊伍不斷壯大，黨員對黨無比忠誠，獲得了人民群眾對黨充分的信任和支援。抗日戰爭的初始階段，形勢嚴峻，國家危難、民族危亡都處在了關鍵時刻，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抗日決心，才獲取了全國人民的信賴，獲得了各種民主力量的信任，以至於當時的延安成為拯救國家和人民命運的希望，不少熱血知識青年和進步人士不遠千里，歷經艱難，慕名來到延安參加革命。黃克功案能否得以正確處理，直接關係著共產黨人能否取信於民，能否公平正義，能否在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中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可和尊重，能否獲得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援。正是從這些出發，中國共產黨堅決果斷處理了黃克功逼婚殺人案，彰顯了共產黨人堅持民主、維護人權、尊重民意的本色。﹩米﹩花﹩書﹩庫﹩&nbsp；__

在黃克功案件處理中，充分發揚民主、尊重群眾意見是主要特點之一。儘管當時的條件十分艱苦、邊區的司法實踐才剛剛起步，但鑑於本案重大，群眾看法又不一致，確實對黨員幹部和根據地群眾有典型的教育意義。正如毛澤東在信件中強調的，黃克功“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邊區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對這一案件採取了公開審理，並儘可能地吸收群眾代表參與審判，廣泛徵求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一方面，在法庭的組成中，透過陪審員方式，直接吸收群眾參與案件的審理，體現了當時條件下的司法民主。在黃克功殺人案的審理過程中，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透過群眾參與的方式，體現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在黃克功殺人案的法庭組成人員中，由5人組成的法庭，除主審雷經天外，其餘是來自陝北公學及抗大等單位和群眾代表的4位陪審員。“因為陪審是群眾的代表，這樣的判決仍然是代表人民的意見的。就此也可看出邊區的法律是屬於人民的，故人民有權力執行自己的法律；更充分表現出邊區司法制度中也發揚了民主的精神。”⑤另一方面，在審判形式上，透過公審的方式，讓群眾在審判過程中發表意見，對案件的判決結果施加一定的影響。對黃克功殺人案的公審，邀請了來自各單位的代表1000多人，並參加了庭審現場發言。群眾在發言中不僅駁斥了個別人藉口具有光榮的革命歷史，或不應再損失革命力量，主張對黃克功減刑的不正確說法，並分別從不同側面闡明瞭自己的觀點。從群眾發言的情況看，發言者雖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