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貿易局也隨之搬遷到延安。貿易局在各地設有分局和支局，單就綏德支局來說，就有30頭運輸牲口，40名護衛隊員，工作人員共90人，對外貿易已有相當的發展⑦。從級別上，肖玉璧從事過的工作職務高於分配給他的張家畔稅務所主任的職務。但是作為一名老紅軍，肖玉璧本應以紅軍英雄的身份為邊區軍民作出表率，任勞任怨、兢兢業業才是當時的正確選擇。但是他此時自恃功高，認為出任小小的稅務所主任是大材小用，便跑到毛澤東那裡求助。肖玉璧見到毛澤東一味地擺自己的戰功，毛澤東當時很吃驚地盯著肖玉璧。肖玉璧說到激動處，便解開自己的上衣，讓毛澤東看他身上的幾十處傷疤，毛澤東再也忍無可忍，厲聲對肖玉璧說：“我不識數！”肖玉璧看到毛澤東發火，便帶著不滿情緒去張家畔稅務所上任了。

第17節；二、從紅軍英雄蛻變為腐敗分子的肖玉璧

二、從紅軍英雄蛻變為腐敗分子的肖玉璧

1937年12月，肖玉璧出任邊區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主任。全面抗戰之初的邊區形勢比較複雜，紅軍被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邊區政府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因此，國民黨承認陝甘寧三省23個縣為八路軍的“募補區”，也就是陝甘寧邊區的管轄範圍。但是，除少數幾個縣以外，國民黨陝甘寧三個省在邊區23個縣的地方政權依然存在，這樣就存在雙重政權的局面，邊區習慣性地稱雙重政權存在的縣區為統一戰線區。不過這些統一戰線區的縣長和國民黨專員都是國民黨頑固派，也是搞“反共摩擦”的“專家”，到1940年，邊區政府才把國民黨的縣長和專員“禮送”出境⑧。肖玉璧所在的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正是處於統一戰線區，也就是雙重政權存在的區域。這種區域國共兩黨軍政人員相互交叉，徵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由於國共雙方都有稅收人員，因此稅源和稅額都是不確定的。在徵稅的過程中，由於1937年10月邊區成立銀行，發行邊幣和蘇票，有些從國統區到邊區經商的，是用法幣交稅還是用邊幣交稅，這是個問題。同時，蘇區貿易主要是蘇區鹽池的食鹽和布匹等生活用品。為此，當時邊區銀行的行長林伯渠指示：“凡銷售蘇區的食鹽和收取稅金，一律收蘇票；運輸食鹽出口的，雖然一般的仍應堅持收現金和白票，但亦可與商人協商，以布匹或貨物作價交納。”⑨由此可見，當時邊區政府去國統區購物需要“白幣”，因此蘇區商品交換的方式是多樣化的。在收取稅收時必然出現有些交實物，有些交“白幣”，有些交蘇幣，這就為稅收管理帶來了困難。而肖玉璧作為張家畔稅務所所長，這種稅收形式的多樣化為他日後在徵取稅收時多收少報提供了便利條件。。19zs。

抗戰進入1938年，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節節潰敗，八路軍在敵後開闢抗日革命根據地。在這期間，陝甘寧邊區又面臨一個新問題，就是許多國民黨潰散計程車兵進入邊區。為了避免國民黨潰散部隊和士兵給邊區建設和發展帶來不必要的混亂，邊區政府釋出指示，要求各地對於國民黨部隊應“妥為收容或與整編或收繳其武器，施以抗戰政治教育”，如遇頑固的國民黨的潰散部隊不聽勸阻，應“徹底解除其武裝”⑩。就在國民黨的潰軍不斷湧入陝甘寧邊區時，肖玉璧遇到了國民黨軍內蒙古獨立旅旅長常崇耀，肖玉璧出自對組織安排他到張家畔工作的不滿情緒，便與常崇耀勾結聯合招募新兵，企圖背叛革命。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肖玉璧開始在徵稅時採取多收少報、不記賬的方式貪汙公款。同時，當時徵稅有時徵收的是實物，比如糧食和食油等，肖玉璧就利用職權，把徵來的糧食和食油等實物稅收變賣給國民黨部隊。抗戰初期的延安，黨的領導人和八路軍戰士住的是簡陋的窯洞，穿的是打補丁的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飯，領導人與幹部同甘共苦。並且，由於邊區物資極為匱乏，邊區政府提倡節約，一尺布、一根柴、一張紙都倍加珍惜。邊區不搞特殊化，邊區主席林伯渠經常深入基層，與群眾進行訪談，瞭解民眾疾苦，被邊區軍民廣為讚譽，稱林伯渠是“少騎公馬多徒步，不用隨從來照護，攜帶兩個冷饅頭，一天開會好幾處”，堪稱邊區節約的楷模。邊區各級政府不發薪俸，只發津貼，收入不得超過普通工人薪金的水平，邊區政府每月辦公費30元，分割槽每月15元，鄉政府只有1元；而國民黨的縣長月薪180元，邊區的縣長月津貼2元，邊區主席的月津貼是5元。邊區縣區級幹部當時一年的津貼買不到一雙鞋子，兩三個月的津貼才能買到一條毛巾。

第18節；

由此可見，抗戰時期邊區各級政府節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