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烈日下，母親身穿短袖布衫，戴著草帽，坐在地上，拿著榔頭，對準面前砧石上的石頭，一錘一錘地不停地砸。為了防止石子四處飛散，還用草繩編成一個很粗的圓圈，左手捏住圈柄，將石子團團套住。剛開始，因為母親從未乾過這種活，很不熟練，一不小心，沉重的榔頭就砸在自己的左手背上；四處亂迸的碎石，不斷地打在臉上和身上。我真不知當時母親是怎樣忍受過來的。

晚上七、八點鐘，母親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來。臉上曬得黑黑的，臂膀上都曬脫了皮；左手背上青一塊紫一塊；頭髮散落著，上面佈滿了灰白的塵土。看著精疲力竭的母親，我心疼地說：

“您太累了，明天就不要去了。”

“沒有什麼，只是手臂痠痛，過兩天就好了。”　母親平靜地回答。

倘若當時能夠多休息幾天再幹，母親的身體也許會好受些。可是，第二天一早，仍然得去繼續幹活。母親就這樣頑強地硬撐著。

歇了一會，母親帶著羨慕的口吻對我說：

“我要是有一根舊的寬皮帶就好了！”

我懂得母親的意思，她想要一根舊的寬皮帶，來代替套石子的草圈。

“草圈不結實，用不多久就砸爛了。我看見有人用舊皮帶，既牢實，石子也不容易迸出來，真的很好用。”

我聽著，心裡難受極了。那是五十年代，人們普遍都很貧窮，繫褲子，大多用布帶或繩子。奢侈的皮帶，算來也是罕見之物，我又上哪裡去找呢？連一根舊皮帶，我都沒辦法幫助可憐的母親。

直到今天，我仍忘不了母親在說“我要是有一根舊的寬皮帶就好了！”那種渴求的目光，那種不值一提的願望，讓我想起來，一輩子都心酸！

那段時日，母親就已患有哮喘病，只是未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母親如此的辛苦，可是，我卻從未很好地體諒她，幫助她。平日裡的家務事，我總是懶得去做的。母親喊過一、兩遍後，不見我馬上去做，她便不再作聲，既不責備我，更不會打罵。只是一個人默默地自己去做，一邊嘆息著，一邊喃喃自語：“求人不如求己啊！”　如今想起來，這句話像鋼針一樣，刺痛著我的心。我悔恨自己，當時怎麼那樣不懂得照顧慈祥的母親。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十

1966年5月，“五&amp；#8226；一六”通知一聲令下，*開始了。人們原以為，這只是文化領域中，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是文化界的事，卻怎麼也沒有想到，名為“無產階級*”　的運動，竟會演變成全國範圍內，黨、政、軍，工、農、兵、學、商齊參加的一場大斗爭，從上至下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以至說不清，道不明哪天災難就會落在自己頭上，人們提心吊膽的過日子，苦苦煎熬的時間比八年抗日戰爭時期還長。

隨著運動迅猛地展開，一場空前的紅色風暴，鋪天蓋地襲來……

母親好像預感到災難即將降臨，開始焦慮憂鬱，惶恐不安起來。因為，自解放以來，每一次政治運動，都使她感到惴惴不安，憂心忡忡。“剝削階級”、“地主份子”的罪名像驅之不散的幽靈，日夜糾纏在她的心頭。每一次，她那極強的自尊心，總會在這些運動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傷害。

在母親的心目中，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尊嚴，人一生下來，就應該和周圍的人是平等的。她曾對我說過：“無論在哪裡，都不要瞧不起別人，不管是有錢的，還是沒有錢的；不管是當官的，還是做老百姓的；不管是健全人，還是殘疾人；只要他不幹壞事，不危害社會，就該一視同仁。”

解放後不久，母親嚮往著與人平等，嚮往著透過自食其力取得與人平等的權力，還特地將自己原來的名字改為平等的“平”。我想，這就是母親潛意識中最樸素的“*觀”吧。

記得那是1956年，母親第一次拿到了選民證，她心裡非常高興，有了選民證，就應該是和一般人平等的公民了。她小心翼翼地、像寶貝一樣將它收藏好，似乎有了它，就可以重新抬頭做人了。但是，無情的事實，卻遠不像母親想的那樣天真，那樣簡單。

她萬萬沒有想到，雖然經過解放後十多年的努力改造，身體力行，在她認為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普通公民時，等來的卻是*的狂濤，再一次將她善良的願望撞得粉碎。

“黑五類”，這個令人膽寒的政治帽子，又一次沉重地扣在母親的頭上。運動中，雖然沒有被押到臺上批鬥，但“早請示，晚彙報，就地監督改造”，已使母親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