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如此。”②前面他說到的那篇《成活的樹苗》③，以哲理化的情節和語言，講了他關於培養青年作家的體會、見解：有人從承德帶回來八株馬尾松樹苗，分贈同院養花的人，他得到三株。一月後，別人養的都沒有成活，他養的三株，活了一株，“值雨後，挺拔俊秀，生氣四溢。”當日送樹苗者要他介紹經驗，他笑著說：“這有什麼經驗，你給我三株，我同時把它們栽到一個盆裡。死去兩株，這一株活了，是趕對勁了吧。”對方不以為然，他觀察過孫犁的栽培方法：經常鬆土、避免烈日暴曬……孫犁不再爭辯，並說：“種植時，我在下面還鋪了一層砂子，我們院裡的土太粘了。”

別人以為這就是經驗。孫犁說：“鬆土、加砂，不太毒的陽光，同施於三株，而此株獨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損傷，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別強盛。我們還是不要貪天之功吧，什麼事也不要貪天之功。”這樣說了之後，彼此一笑而散。

不久，鮑昌來訪，他告訴孫犁要到石家莊開會，能見到劉紹棠、從維熙。孫犁託他代向二人致意，並約稿。談話間，孫犁又說到了一個題目：“近些日子，我常想這樣一個問題：近幾年，人們常說，什麼刊物，什麼人，培養出了什麼成名的作家，這是不合事實的。比如劉、從二君，當初，人家稿子一來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編者，只能說起了一些幫忙助興的作用，說是培養，恐怕是過重了些，是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過去寫了一篇‘論培養’，我想寫一篇‘再論培養’，說明我經歷了幾十年風塵，在覺悟方面的這一點微微的提高。”

這一次，他又遇到了鮑昌的詰難：“我看你還是不要說得太絕對了。那樣，人家會說你不想再幹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話。”他承認鮑昌聰穎，應對敏捷，而且常常一針見血，彼此便又一笑而散。

關於馬尾松樹苗和關於培養青年作家的這兩次談話，發生在同一個夏日的早晨和下午。孫犁並非有意把它們安排在一起，可是它們就像一篇故事的開頭和結尾那麼上下呼應一致，也真是無巧不成書了。

在《文藝週刊》，他做了許多切實而具體的工作。在這個剛解放的城市裡，正像他在那篇《談工廠文藝》的文章裡說的，很注意培養工人自己的文藝。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文藝週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現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其中如阿鳳、董�相、騰鴻濤、鄭固藩，以及稍後的萬國儒等等，都曾經產生過相當影響。孫犁強調這一經驗：當編輯，主要看稿件質量，不分遠近親疏、男女老幼、有名無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連續刊登。而且，週刊很看重發表新作者的作品，認為自己應該有一支新作者的隊伍，“一旦這些新作者，成為名家，可以向全國發表作品了，就可以從這裡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樹苗，再增添新的力量”①，因為它是一個“苗圃”。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長的時間裡，從這個小小陣地上連續走出那麼多全國聞名的文學新人，不是沒有原因的。從維熙、佳峻、韓映山等，都曾談過《文藝週刊》迅速、連續地發表他們作品的往事。其中，韓映山談的也許更有一些代表性：

50年代初，當我還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時候，就喜歡讀《文藝週刊》發表的作品。它雖是報紙上的週刊，其文學性質卻是很強的，作品內容很切實，生活氣息很濃厚，格調很清新，語言很優美，有時還配上一些插圖，顯得版面既活潑健康，又美觀大方，沒有低階趣味和小家子氣，更沒有那些誰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兒。當時孫犁同志的《風雲初記》和方紀同志的一些作品曾在上面發表，影響和帶動了不少的青年作者。

……劉、從、房①那時都在學校讀書，年齡都和我差不多，他們所寫的都是農村題材，作品中的人物和風景，我也都熟悉。我想，他們能寫，我為什麼不能寫呢？

於是，我在課餘裡，也就偷偷地寫了。

開始，我並不敢給《文藝週刊》投稿，先是給小報投，總果投中了一篇小故事，把我高興壞了。緊接著我又給那家小報寄了兩篇小說，可是很快就退了回來，嫌那作品裡寫了蚊子，於是我大著膽子把這兩篇稿子寄給了《文藝週刊》。天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文藝週刊》竟連續都登了，而且有一篇還是頭條。當時是多麼激動啊！發表了這兩篇作品以後，我的寫作勁頭就覺著足了，於是便一發而不可收。②

孫犁1953年到安國縣下鄉，路過保定時，給青年文學愛好者們做了個報告，會上看到韓映山，提到了韓的這兩篇小說，他記得那麼清楚，使這個當時還很瘦弱的少年非常驚異。他也很瞭解一般青少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