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心理，幽默地對他們說：“有些同志好偷偷摸摸地寫稿，寄給報社，好像給愛人寫情書，怕叫別人知道了，好像寫文章是件不體面的事情。”他告訴大家，起個當作家的念頭並不壞，應該讓群眾知道你在做什麼，這樣就可以讓周圍的人們更關心你的工作，甚至供給你素材，就像蜜蜂往返飛翔於盛開的花叢之間，不只聞到了花的香味，還要叫花朵聽到我們的聲音，招展地歡迎我們，共同完成釀蜜的工作①。不少名家談自己的成功之路在於“大膽”，這看法庶幾近之，不然，把創作弄得像寫情書，那至少是太“孤獨”了。

孫犁看稿子非常認真，他的習慣，看稿前先擦淨几案，拆封稿件時注意不撕傷，特別不傷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訊處，而且決不積壓稿件，到手後總是很快處理。進城之初，他在《天津日報》副刊負責“二審”，看初稿的同志坐在他的對面，看完一篇覺得可用，就推給他，他馬上看，如覺得不好，就再推過去。這本來是為了不積壓稿件，但這工作方式，很使對方不快。他發覺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還給他。

他處理過的稿件，總是保持整潔，不用的稿子，如有意見，另寫在紙條上，不在稿件上亂畫。也從來沒有遺失過一篇稿件，即使是很短的稿件。“按說，當編輯，怎麼能給人家把稿子弄丟呢？現在卻是司空見慣的事，特別是初學者的稿子……”“丟失稿件，主要是編輯不負責，或者是對稿件先存一種輕視之心。”②他回顧自己在戰爭年代編刊物，看稿，校對……都是一個人，所謂編輯部，僅是一條土炕、一張炕桌，如果轉移，把稿子裝入書包，背上就走，人在稿存，衣服丟過，飯碗丟過，竟沒有丟過一篇稿子，回想起來，是很感欣慰的。

他對投稿者極其熱心，據有人說，他是有信必復，而且都寫得很長、很有感情。對於來稿，則不大刪改，也很少給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歡越俎代庖，在別人的稿子上做大段大段的文章。他只是修改錯別字和顯然不妥的句子，然後銜接妥帖。在這方面，從維熙、韓映山等都有切身的體會。1953年初春，《文藝週刊》發表了從維熙的短篇小說《紅林和他爺爺》。當他把第二個短篇《老萊子賣魚》寄去後，這一次編者請他做些修改。“其實，那篇東西需要修改的地方並不多，只要編輯舉手之勞就能修定。但編輯部從不輕易刪動作者稿件，而要求作者自己動手修改作品，以發現自己作品之不足，以利寫作水平的提高。《老萊子賣魚》的修改啟示了我，應當審慎地對待自己的作品；因此，後來，寄往《文藝週刊》的《七月雨》、《遠離》、《合槽》，等短篇小說，都避免了稿件的往返旅行，很快發表在《文藝週刊》上。”①韓映出的《鴨子》的修改，則是另一種情況。作品裡寫到一條河，是朝西流的，孫犁看到這裡，很覺奇怪：一般的河都是向東流，怎麼這條河會是向西流呢？就想動手改過來。繼而一想，也許有這種特殊情況，他看到的那條河是向西流的。為這件事，他把韓映山找到報社，一問，那條河果然是向西流的。因此，就沒有改。這件事給韓映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10月在白洋淀參觀，他興致勃勃地向筆者敘述了三十餘年前的這段往事。

孫犁認為，並非當你成為大作家，才有幫助別人的義務，文藝刊物的編輯，實際上負有發現和扶植人才的光榮職責。文藝刊物譬如舞臺，要培養演員，使他們能夠“業滿出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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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刊物扶植新苗破土而出，作為一名出色的作家兼評論家，他還透過自己的評論文字為那些文學新手鼓吹吶喊。他的在50年代初期就再版多次的《文學短論》一書，其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評論在《文藝週刊》上發表的初學寫作者的作品，而很少觸及當代名家。他的評論文字非常切實，好處說好，錯處說錯，決不盲目捧場。如對工人作者鄭固藩的小說《圍剿》，他就是這樣做的。他肯定了這篇小說的成績和作者的用功、熱情，但用了更多的篇幅指出了這篇作品的缺點、不足。從下面一段敘述裡，人們還可以讀到他如何幫助這位作者的經過：

我覺得作者在寫作之前，好像並沒有確定這個貪汙案件的性質……作者也好像沒有掌握髮現貪汙線索的具體材料。第一次稿，寫林天佑回家吃飯，心不在飯上，他老婆問他，他說找不到線索正在發愁。

他老婆說，你可以到二姐家裡去問，他放下碗就到二姐家，從二姐口中得到了線索。我們去信說這一段和我們已經發表過的一篇小說裡的發現線索描寫重複，請作者修改，作者就改使林天佑的老婆去打油，一推門就聽到了貪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