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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這樣。進城後的第三天，就在原來《民國日報》的舊址，出版了《天津日報》。順便說一句，《天津日報》的組成｜人員，除了上述《冀中導報》和《群眾日報》的兩部分人，還有一些平津學生。孫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長（科長是方紀）。從此，儘管他的具體職務有所變化，但再也沒有離開《天津日報》。

《天津日報》的副刊以《文藝週刊》的名稱享譽文壇。做為作家和編輯，孫犁在這塊園地上默默耕耘了幾十個寒暑，到了他的筆下，變成了這樣幾句普普通通的話：記得1949年進城不久，《天津日報》就創辦了《文藝週刊》。那時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紀同志是科長，《文藝週刊》主要是由他管，我當然也幫著看些稿件。後來方紀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擔任行政職務，但我是報社的一名編委，領導叫我繼續看《文藝週刊》的稿件。當時鄒明同志是文藝組的負責人，週刊主要是由他編輯。

……

現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藝週刊》是我主編的，是我主持的，……這都是因為不瞭解實際情況的緣故。至於說我在《文藝週刊》培養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誇張的說法，我過去曾寫過一篇小文：《成活的樹苗》，對此點加以澄清，現在就不重複了。人不能貪天之功。現在想來，《文藝週刊》一開始，就辦得生氣勃勃，作者人才濟濟，並不是哪一個人有多大本領，而是因為趕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時候。①

這話說得有理。大作家、大哲學家們多次說過這類意思的話：花草樹木離不開自然氣候；作家作品離不開社會氣候。提起解放初期那段好時候，不只孫犁有依依之情，二十歲在《文藝週刊》發表Chu女作的從維熙也說過：“我還經常回憶50年代初期的美好時光，那時我們的空氣多麼清新，每每思念起來，真有涉步於鬱郁森林之感。”②蒙古族作家佳峻則從《文藝週刊》直接領略到了那“早晨的風”：“在眾多的報刊中，我是《天津日報·文藝週刊》的讀者，我學的是新聞，但我讚賞在這裡刊出的一些清新、質樸、不雕琢、不媚俗的作品，它們給我很深的印象，讀後常常聯想到一個普普通通的菜園、一塊平平常常的草坪、一潭波瀾不驚的春水、一片四處可見的綠葉，平凡極了，但充滿生機，就像每天都可以領略的早晨的風。”③

很快，圍繞著《文藝週刊》，成長起一批年輕的作者隊伍，人們經常提起的是這幾位：劉紹棠、從維熙、房樹民、韓映山等。他們在給《文藝週刊》投稿的時候，都還是中學生，如劉紹棠，他在該刊發表作品時，才只有十五歲。後來被許多人稱為“荷花澱派”的那個作家團體（儘管對文壇上是否已經真地形成了這樣一個流派還存在著爭議），主要就是以這些人為基礎。正因為《文藝週刊》在扶植文學新節、培養青年作家方面盡了心力，取得了世人公認的成績，這些作家自己在許多年之後，也一直感念著它和它的主持者們的勞績，尤其是它那良好的編輯作風，更是澤及後人，影響深遠。劉紹棠說：“對於《天津日報》的遠見卓識，扶植文學創作的熱情和決心，栽培文學新人的智力投資，我是非常欽佩和感念不忘的。孫犁同志把《文藝週刊》比喻為苗圃，我正是從這片苗圃中成長起來的一株樹木。飲水思源，我多次寫過，我的創作道路是從天津走向全國的。”①從維熙說：“……我的啟蒙師長孫犁同志，似乎也在一篇書簡中，把文學比作一座高山，他在這座峰巒面前‘高山仰止’。”“迴歸文壇之後，我常常告誡自己：少一點譁眾取寵，多一點甘居寂寞；少一點遊山玩水，多一點苦鬥精神。文場不是賭場，文苑不是商品交易會，它應當是乾淨而寧靜的，這是我國古代文人留下的良好遺風。這種遺風，不應當在我們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中間斷線失傳。之所以要這樣告誡自己，因為自己也生活在現實之中，自己身上也有七情六慾，難免受名利之心的驅使，而變成文場上的外交家。”①

在《文藝週刊》這塊園地上，對於許多青年作者來說，雖然孫犁盡了一個園丁或師長的責任，可是，除了他在課堂上教過的學生，他固執地不同意別人稱他為老師。他也始終只把《文藝週刊》看做是一個“苗圃”，在給劉紹棠的一封信裡說：“我並不希望你們（指從維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這個地方刊物（指《天津日報》文藝週刊）上發表作品。它只是一個苗圃。當它見到你們成為參天成材的大樹，在全國各地矗立出現時，它應該是高興的。我的心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