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取代了清朝，軍閥混戰代替了封建專制統治，此時的王利發，已人到中年。為了避免生意被淘汰，他順應時代潮流的演化，不斷進行“改良”，賣茶的同時，兼開公寓，連牆上的“醉八仙”大畫，也已為時裝美人——外國香菸公司的廣告畫所代替，茶座的佈置也盡力追求所謂“文明”、“體面”，王利發振興生意、發財致富的雄心依然故在。然而他不過空有此願而已，他的“改良”不僅未見成效，而且生意日漸衰敗，借用跑堂的李三的話說，就是“改良！改良！越改越涼，冰涼！”如果說前清時，王利發憑著“父親遺留下來的辦法，多說好話，多請安，討人人的喜歡”，尚可應付各等各色有勢力的人物的擠壓的話，那麼，在天天打仗的軍閥混戰時期，他的祖傳的處世哲學也顯得大不靈驗了。你看，他剛剛為了免交八十斤大餅遞給巡警一把鈔票，幾個大兵又來敲他的竹槓了，好容易把巡警和大兵支應走，特務宋恩子、吳祥子又逼迫他按月孝敬“那點意思”，他的油水幾乎被榨乾了。他開公寓，但又給房客開不了飯，只好讓大家吃鹹菜。他的被動與尷尬，已經到了十分難堪的地步。作家透過這些日常生活細節的描寫，深刻地揭示出，在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混戰所造成的兵荒馬亂的年代裡，在中國社會日趨殖民地化的客觀條件下，象王利發這樣的小商人，他們的處境只能越來越壞，他們沒有能力應付各種反動勢力的敲詐勒索，也無法擺脫日漸破產的悲劇命運。正是這種歷史的、社會的原因，促使王利發的思想性格有了新的發展。我們看到，儘管他依然是謹小慎微的，依然竭力以左右逢源的辦法處理各種事變，甚至把“莫談國事”的紙條寫得更大了，但是，他對黑暗現實的不滿情緒，顯然已經日益強烈。甚至他自己也不時談起“國事”了。第二幕裡，就有這樣兩處細節：一是唐鐵嘴進茶館之後，王利發說：“你混得不錯呀！穿上綢子啦！”唐說：“比從前好了一點！我感謝這個年月！”王利發說：“這個年月還值得感謝！聽著有點不搭調！”；二是報童對王利發說：“掌櫃的，長辛店大戰的新聞，來一張瞧瞧？”王利發反問：“有不打仗的新聞沒有？”老舍寫這兩個細節，自然包含著對舊時代的辛辣的諷刺，然而就王利發的性格講，顯然也是合乎邏輯的發展。從一味請安、作揖，到對黑暗現實進行諷刺、奚落，王利發的性格中，的確注入了一些新的內容。王利發的牢騷，有獨特的表達方式，是“繞著脖子罵人的”，十分含蓄。唯其含蓄，才和王利發飽經風霜的生活經歷十分合拍，同時也顯示出獨有的鋒芒，能啟發讀者和觀眾體驗蘊藏在人物內心深處的感情波瀾。

我們在第三幕裡再次和王利發相見時，他已進入古稀之年，裕泰茶館也已經破爛不堪。然而為了全家能夠活下去，他又準備試用新的“改良”——添女招待。可憐的王掌櫃，他似乎至今還不明白，他的生意的破敗，並不在於經營方式的陳舊。可是，沉重的打擊終究教訓了他。不僅女招待沒有添成，連他的全部產業，也被沈處長等一幫國民黨官僚、地痞流氓給霸佔了去。王利發徹底破產了，徹底絕望了。他已經認清，國民黨統治下的舊北京，已如人間地獄，他一家在這裡沒有任何生存之地了，他果斷地讓兒子、兒媳、孫女投奔解放區，他自己則決定以自殺來控訴和反抗這個暗無天日的舊時代。自縊之前，他有幸見到老房東秦仲義，好友常四爺，三個老人撒起紙錢，“祭奠自己”。這個時候，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王利發才能清醒地對自己的一生經歷進行深刻的總結。請看他這時的兩段獨白：

我呢，作了一輩子順民，見誰都請安、鞠躬、作揖。我只盼著呀，孩子們有出息，凍不著，餓不著，沒災沒病！可是，日本人在這兒，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兒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該緩一口氣了吧？誰知道，哈哈，哈哈，哈哈！

改良，我老沒忘了改良，總不肯落在人家後頭。賣茶不行啊，開公寓。公寓沒啦，添評書！評書也不叫座兒呀，好，不怕丟人，想添女招待！人總得活著吧？我變盡了方法，不過是為活下去！是呀，該賄賂的，我就遞包袱。我可沒作過缺德的事，傷天害理的事，為什麼就不叫我活著呢？我得罪了誰？誰？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

這裡，既有自我哀嘆與譴責，又有對舊的社會制度的控訴與抗議。扮演王利發的著名演員於是之曾經對人物此時的心情，進行過細緻而精闢的分析，他認為，王利發此時此刻，“有一個隱藏著的感情，用我們的話說，這是他一輩子思想最解放的時刻”，“這時候，他感到他一輩子從來沒有過的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