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為人從來就尖刻，從骨子裡就看不起亞洲人和黑人。我常躲他，也恨他。這薪水跟他一定有關，舊恨新仇，我恨死了這猶太人！

“是你應該告訴我：你們為什麼少付我薪水？” “有何證據？”

“當然有，但這證據，你只能在法庭上見到！”我毫不示弱，一切害怕瞬間離開我。美國研究生院七年的學習，使我學得英文流利且用詞刻薄，現在，我要“抖”出來給他們看一下，我再也不願忍氣吞聲了：我不用你認同我。

“大老闆，你講不講公道？”我轉向大老闆。

此時，大老闆一言不發，坐在他昂貴的紫色大辦公桌後昂貴的紫色大皮椅上，那修剪整齊的音樂家修長的手指，玩著一支名牌鋼筆Monte

Blanc，他精心修理過的整齊光亮的斑白的頭髮在午後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在我兇狠的眼光下，他慢慢地不動聲色地轉向米切爾輕問道：“有這事？”

“當然有！”我喊起來。這不是明知故問嗎？公司在全美國有十八個分公司，近千名僱員，哪一位的薪水不經大老闆同意？我的合同書上就有大老闆的簽字。

大老闆看了我一眼，他的雙眼閃著光，這閃光的雙眼又轉向米切爾。 米切爾不置可否地聳聳肩。他不屑的表情表示他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就是有，又怎麼樣？

“大老闆，你也許不完全知道，與我一起僱來的員工都無經驗；而且這三個月以來，我的成績最大，一共完成三個專案，其中一個是獨立完成的，給公司創匯七萬多美元，但被人搶了功。這，您知道。”我加重語氣，“而且有目共睹我是多努力，米切爾根本沒有耐心教我任何專業知識，卻把我的成績當作他個人的功勞，在公司獲取最高的待遇。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薪水還要少於他人，這很難讓我接受。我相信，這也難以讓您和法官接受。”我吸一口氣又說下去，“如果誰因為我的種族而欺侮我、歧視我，我一定和他拼到底！”突然，我的聲音裡情不自禁地帶上了眼淚，“如果我是你們家庭的一個成員，你們的小妹妹，你們會這樣待我嗎？”

辦公室一片沉寂，我們可以聽到對方的呼吸聲，我們的眼光都具有殺傷力，屋裡一片火藥味。

難捱的一分鐘在沉默憤怒中捱過，無聲勝似有聲。終於，大老闆定定地看了我一眼，轉向米切爾說道：“This　must　be　a　payroll

mistake。（這一定是公司發薪部門弄錯了。）”

“鬥則進，不鬥則退”，半小時後，等我與大老闆和米切爾小老闆言歸於好，從辦公室走出來時，即將落下去的太陽的餘輝將大老闆的辦公室和我的格子間塗成金色一片，遠處的湖水和海鳥也在夕陽的餘輝中閃著金子般的光。

五點鐘，當我從洗手間回到我的格子間時，我的辦公桌上有一個公司的信封，開啟來，裡面有一張薄薄的公司信紙，上面列印著“Deep　apology　for

the　mistake”（為錯誤誠懇致歉），同時給我加薪50％，並且補足原來的數量。 “Thank　you！〃

我輕聲對自己說，拿著信紙，半天不鬆手，看了又看。

後來，我的大老闆告訴我，他們替我加薪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能“捨命”保護自己的權益。“一個能保護自身權益的人，就一定能保護公司的權益。”他說。

提倡信奉民主的國家，首先得有人人平等的法律；沒有法律的保護，就沒有民主。

接下來就是怎樣把這些最初看來不可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人，變成工作、生活中不可分離的人。　辦公室政治3

人，是不能記前嫌的！這是我後來在工作中發現的又一條美國原則，這條原則將個人的利益變為團隊的利益，使公司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我第二次撞的暗礁，正好給了我一次機會驗證我上面的結論，考驗我是不是一個能想得到、說得到和做得到的人。這兩件“辦公室糾紛”相隔不到兩個月時間。

這次“禍起蕭牆”的原因是米切爾的霸道態度得罪了太多的成員，團隊決定去掉他，選斯蒂汶做組長。在我眼裡，米切爾態度固然壞，但他的專業知識是無人比得上的，而且他絕頂聰明。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律系，八十年代中期曾是紐約李曼兄弟投資銀行南美市場外匯交易員，二十七歲就當上副總裁，如果不是因1987年股市崩盤，他的仕途前景一定十分可觀。但股市垮了，他的部門也關閉了，隨之他也失去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