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約》，相互承認戰前邊界與政治權力，永久結束了英美之間的軍事對抗。美國也隨之喪失了吞併加拿大的機會。美國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卻什麼都沒撈著，其實是戰敗了。

戰爭失敗讓美國經濟變得千瘡百孔，對外貿易額急劇下降，關稅收入下跌了一半。約有700萬美元的英荷資本流出美國，而在國內，有錢人都不願意掏錢來彌補政府的戰爭虧空。聯邦政府又沒有直接徵稅權，只能吸收各個州政府的稅收來支援財政。1814年時，除新英格蘭地區（17世紀英王合併北美大陸東北6州設立的新英格蘭聯邦自治領，包括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佛蒙特州、羅得島州、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以外，各個州銀行都宣佈暫停紙幣與貴金屬的兌換，國家經濟近乎停滯。

為了應對經濟停滯與財政危機，1816年，在阿斯特等金融家的建議與支援下，美國第二家中央銀行——美國第二銀行在費城宣告成立。與第一銀行一樣，營業許可證有效期也是20年。第二銀行資本總額遠遠超過第一銀行，達到3500萬美元，其中政府佔20％的股份，作為回報，政府有權任命25名董事中的5名。但80％面對公眾發行的銀行股票卻發行得極不順利。除了嘗過甜頭的英國金融家以外，股票在美國國內市場購者寥寥。為了鼓勵投資者購買，政府允許用國債來支付認購銀行股份的款項，結果適得其反，絕大部分股份都被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英國大金融家攫取了。

第二銀行對州銀行採取了毀滅性的打擊政策。它回收了州銀行發行的各種紙幣並強制性要求州銀行用金銀貨幣來兌換。透過這種方法，第二銀行嚴重削弱了地方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將金融控制權集中到自己手上。

但是，1828年再次登上總統寶座的傑斐遜看穿了它的把戲。在他看來，第二銀行是大金融家尤其是歐洲大金融家的天然盟友。事實也是如此，第二銀行的幕後大老闆和美國金融市場的控制者即為巴林家族。銀行本身就具有特權，而壟斷性銀行的特權更是大得難以言喻。銀行能透過尋找政府代理人、賄賂、欺騙等手段竊取政府權力，壓制普通大眾。傑斐遜說美國“存在一個年輕的貴族體系，它的頭腦是美國第二銀行；它的左膀是保護性關稅和製造業的壟斷；它的右臂是日益增長的國家債務和國有公司……富人們經常由於其自私的目的而影響政府的行為。顯然他們不滿意受到平等的對待，他們還要求國會聽命於他們以使他們越發富有……如果美國人聽任銀行控制貨幣發行權，首先讓貨幣貶值，然後再讓貨幣升值，銀行和與其勾結的公司就可以把人民的所有財富洗劫一空，直到他們的孩子一夜醒來發現父親佔有的大洲上沒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貨幣發行權應該從銀行手中收回返還給國會和國會代表的人民手中”。

1832年11月，傑斐遜認為第二銀行已經資不抵債，建議取出聯邦政府在第二銀行中的所有存款。聯邦總檢察長羅傑·坦尼要求國會調查第二銀行的財務狀況，由於當時的立法與執法系統都已被大金融家所收買，結果，國會認為政府在第二銀行的存款非常安全。到了1833年，傑斐遜連任總統，強烈要求財政部轉移政府存款，但遭到財政部官員的極力抵抗。在連續解任幾名財政部部長後，傑斐遜只能與強大的金融勢力妥協。他決定採取迂迴的方式，政府存款不直接一次性地從第二銀行中抽出，而是以政府日常支出的方式逐漸提取存款，政府新的存款則放到其他信得過的銀行。結果，一年不到，第二銀行存款就減少了1800萬美元，元氣大傷。1836年，銀行未能得到營業許可時間的延長，只能改頭換面以“賓夕法尼亞美國銀行”的身份重新掛牌營業。5年後，由於失去政府的支援，這家銀行破產停業。

儘管傑斐遜盡最大能力鬥垮了歐洲人控制的第二銀行，但終歸實力有限。1831年，一位政府官員在給美國國務卿劉易斯·卡斯的信中描述了阿斯特在密蘇里州生意代理人的囂張，他寫道，“目無法紀，不尊重公民、政府官員、政府及其政策法律”。其實，當時的美國經濟並非是由阿斯特這樣的本國人所控制，而是由英國、荷蘭等歐洲國家的金融家所控制。美國第一條運河——愛爾蘭運河的債權一半以上都是英荷金融家掌握的，公路、鐵路亦然。當時若沒有歐洲金融家的投資，美國經濟將被歐洲發達國家遠遠甩在後面。與歐洲金融家相比，即便傑斐遜這樣強有力的總統也望塵莫及。其他總統則更是扮演傀儡一樣的角色。這種情況要到1860年的美國內戰之後才會發生轉變，美國本土金融家與美國金融實力的崛起尚需時日，而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