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被聘為“新生活運動”的顧問。

“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大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以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教育百姓要講究秩序，服從管理，不犯上作亂；二、從改造國民的日常生活做起，規定了若干生活細節。如要拔上鞋跟，扣齊紐扣、走路要胸部挺起、鄰里要和睦等；三、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標準，在“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下，絕對統一，絕對團結，絕對服從命令；四、以生活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特別是軍事化）為目標，準備隨時“為國捐軀”、“盡忠報國”。作為基督教傳教士和漢學家，文幼章對改造當時中國頹廢的社會風氣、重建良好的道德規範有相當的認同。基於這個原因，他接受了“新生活運動”顧問的頭銜，開始了他與蔣氏夫婦的合作。

可是，隨著“新生活運動”的不斷發展，文幼章發現問題遠不是他想象得那麼簡單。光從表面上看，“新生活運動”的主張似乎是好的，可在實踐操作的過程中，蔣氏夫婦是要用封建的倫理綱常來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用對民眾生活細節的要求來轉移人民對國民黨政治*、軍事無能、財政危機、文化鉗制的不滿。更關鍵的是，蔣介石還在“新生活運動”的各級領導人中間安插特務，並以“新生活運動”的名義打擊中國的*力量和言論自由。文幼章認識到：自己選擇與蔣介石合作、擔任“新生活運動”顧問的做法實在是一個錯誤。於是，他給宋美齡寫信，批評“新生活運動”，說“這是在搞法西斯主義，毫無價值可言。”1940年，文幼章斷然辭去了“新生活運動”顧問的職務，中斷了他與蔣介石的合作。這之後，文幼章除了繼續教書外，還於1944年秘密接受了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任務，在中國蒐集情報。

1945年1月，文幼章在重慶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結識了周恩來。周恩來向文幼章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並提出建立經常的聯絡，以便讓更多的外國人正確地瞭解中國的情況。文幼章坦率地告訴周恩來：“我還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諜報人員。”周恩來回答：“這個，我們早已知道。但這並不妨礙你支援中國人民的正義鬥爭。”此次談話之後，文幼章果然更加“支援中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他在進步學生的*上發表演講，批評國民黨的*統治。1946年，他應周恩來的邀請，推遲了回國的時間，留在上海，幫助共產黨編輯英文刊物《上海通訊》。這份刊物免費發放給英語世界的知名人士，向他們介紹國民黨搞*統治、*人民的罪行。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此後一直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選擇合作者的智慧（2）

作為一個有聲望的外國傳教士，文幼章曾與國民黨合作，後又與共產黨合作。他的這種轉變意味深長，有著相當的象徵意義。從大的方面講，文幼章的選擇再次印證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歷史規律——國民黨　“失道”，所以“寡助”；共產黨“得道”，所以“多助”；從小的方面講，我們可以看出文幼章選擇合作者的智慧——他沒有被表面現象所迷惑，而是看到了本質，看清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個人能夠在紛紜複雜的社會上正確地選擇合作者，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本事。很多人，往往就是因為選錯了合作者而導致失敗的。范增本來也是一個不錯的謀士，可惜，他輔佐了項羽。假如他選擇的合作者不是項羽而是劉邦，那麼結果肯定大不一樣。李敖曾說，選擇跟什麼樣的人一起戰鬥有時比為什麼戰鬥還重要。此言甚是。譬如，一個成年人，想找個異性結婚實在是一件極為正當的事。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找個什麼樣的人結婚，遠比結婚本身更重要。可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想找到一個好的合作者容易嗎？

答案是：不容易。

孔子當年坐著牛車周遊列國，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位合適的君王，然後與之合作，實踐自己的“仁政”思想。孔子最終也沒有找到好的合作者，所以才在晚年選擇了著述和講學。孔子之後，孟子也是如此。在戰國七雄中，孟子最看好齊國。在齊威王時期，孟子就曾到齊國宣傳自己的“仁政”主張，齊威王送給孟子“上等金100鎰”，但不接受他的政治主張。孟子拒絕了饋贈，失望而去。到了齊宣王時期，孟子再次來到齊國。這次他享受到了統治者給予的優厚待遇，“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他與齊宣王進行了多次交流，“推銷”他的“仁政”思想。礙於孟子的學術威望，齊宣王口頭上表示要“嘗試”孟子的思想主張，可實際上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