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少急激之談，並無反覆之調。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值此外患無已之時，國亂稍定之日，共和政體之下，無端自擾，有共和一日，是難贊同一日，特此布聞。申報經理部、主筆房同啟。”用現在的話說，這不但拒絕了賄賂，而且還把行賄者給曝了光。還是在1915年，梁啟超寫了一篇題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的文章，批評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的做法。袁世凱得知這一情況後，趕緊派人找到梁啟超，要以20萬元鉅款買下此文。當時的20萬元鉅款超過現在上千萬人民幣的購買力，但梁啟超不為所動，毅然決然地發表了這篇著名的政論文章，隨後又和他的學生蔡鍔一起策劃了護國運動，最後終於挫敗了袁世凱復闢帝制的陰謀。

十年之後，1925年，著名報人邵飄萍支援郭松齡倒戈，反對軍閥張作霖，並促成了馮玉祥和郭松齡的聯合。他在《京報》上不斷地發表通訊和評論文章，揭露張作霖的罪行。張作霖慌了神兒，趕緊匯30萬元鉅款給邵飄萍，想以此讓邵飄萍“封口”。可是，邵飄萍斷然拒絕了，他不但把錢退回了，而且還說：“張作霖出30萬元收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這讓張作霖非常氣憤。張發誓：打進北京城就要槍斃邵飄萍！1926年4月，張作霖攻佔了北京，邵飄萍果然被殺害了。

將民國時期軍閥們收買報人和報館的做法與今天的“封口費”事件作比較，我們不得不感慨：現實和歷史何其相似乃爾！出了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捂住”，不要讓外界知道，為此就要想方設法收買記者。面對金錢的誘惑，總會有一大批人放棄原則和操守，成為“端著新聞飯碗的丐幫”，這一點也是古今一致的。還有一點一致之處是：金錢固然可以收買一些人，但它永遠不能收買所有的人。真正的新聞人不會為了“封口費”就泯滅了良知，就放棄了自己的職業操守。他們一定會秉筆直書，讓人們瞭解到事情的真相。當年有一批新聞人拿了袁世凱的乾薪和紅包，對袁世凱搞起了“有償新聞”，但是，史量才站了出來，他一個人就把這場精心策劃的把戲全揭穿了，他一個人就破壞了一個大軍閥和一批無良報館之間的共謀。今天的“封口費”也與此類似，一批沒有操守的記者拿了幹河煤礦的“封口費”，可是西部時報駐山西記者戴驍軍拍下了雙方交易的照片，中國青年報隨後的報道揭開了新聞界這恥辱的一幕。正因為有了良知和正義的堅守，所以我們才不會對未來過於悲觀。

我們當然要進行反思：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記者去拿“封口費”？他們的新聞理想和職業操守到哪裡去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剛剛踏入新聞界的時候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學習新聞史的時候，他們佩服梁啟超、史量才、邵飄萍等人，甚至還立志向這些人學習。可是慢慢的，一些人就蛻變成了拿“封口費”的角色。在轉變的過程中，他們個人的因素當然是主要的，但是，我們的社會環境就沒有一點責任嗎？我一直認為，金錢對新聞的腐蝕遠不是最主要的，目前對新聞最大的干擾仍然來自強權勢力。“強權新聞”和“強權不新聞”對中國整個新聞事業的摧殘和傷害才是最致命的。中央電視臺的敬一丹曾經跟*總理說過，“焦點訪談”的許多批評報道胎死腹中，被“說情”掉了。能夠到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去“說情”的，會是凡夫俗子嗎？顯然不是。中央電視臺尚有這樣的遭際，地方媒體的苦衷就更不用說了。

當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常常“不得不”向強權勢力屈服的時候，新聞的真實性和公正性其實就已經受到嚴重侵害了，新聞記者的理想和激情也隨之受到了挫傷甚至是玷汙。理想和激情喪失殆盡之後，職業道德的底線被突破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理想和操守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撐的，沒有操守，理想很難實現；沒有了理想，操守很難恪守。

現在的新聞記者，一部分需要被監督以恪守職業操守，更大的一部分則應從前輩那裡汲取精神力量，自我提升，重新揹負理想與激情上路。

選擇合作者的智慧（1）

文幼章（1898——1988）是加拿大的一位傳教士，他出生在中國的四川，12歲的時候回到加拿大讀書，1925年的時候又來到中國，長期在四川傳教和教書，很有聲望。1934年，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江西南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企圖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這項運動先在江西發動，隨後推向全國。1939年，蔣氏夫婦到四川抓新生活運動，他們要物色一個熟悉四川情況、有一定社會聲望的外國傳教士當顧問，當地的基督教組織推薦了文幼章。於是，文幼章受到了蔣介石的召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