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者與農民工作為城市發展的重要貢獻者之間的利益分歧是客觀存在的，前者有著努力維護自身既得利益不讓農民工分享的自利性要求，而後者卻不可能一直甘於貢獻，兩者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9）

第七，農民工問題還集中地體現在農民工的素質未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提升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工的文化素質仍然偏低。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低於高中，而應試教育使其實際文化程度較之學歷程度更低，新的“讀書無用論”在農村的抬頭還在製造著低文化素質的勞動者。二是勞動技能素質仍然偏低。80％以上的農民工未經過職業技能培訓，在由農民或新就業者轉化成非農勞動者的過程中並未使自己的技術含量得到提升，大多數農民工只能從事低技術含量的工作，長期沉澱在低層次勞動者群體中。三是對城市文明的接受程度有限。基於城市社會的排斥和農民工的自我拒絕，加之過高的流動性，大多數農民工雖然在不同城市務工多年，但仍然未能真正接受城市文明並融入城市生活，這對於農民工素質的提升非常不利。上述現實，不僅進一步弱化了農民工的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而且直接影響著農民工群體參與工業及服務業勞動的技術含量，進而必將影響我國工業的產業升級。因此，認識農民工問題必須把農民工素質問題放在重要位置，並需要採取有效措施促使農民工素質儘快得到提升。

第八，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序的關鍵在農民工，從而中國現代化程序的關鍵也在農民工。一方面，多年來的事實表明，農民工的流動與大規模化是我國城市化程序的根本途徑。農民工進城務工，不僅為城鎮發展與財富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在務工中逐漸接受著城市文明，在城市的生活經歷又使其較易融入城市，這種透過勞務輸出而漸進地推進城市化程序的方式是符合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規律的。另一方面，農民工的非農化或產業工人化及其素質的提升，又是我國工業化程序及其升級的基本條件。統計資料表明，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尤其是在採礦業、建築業、製造業、加工業及城市飲食服務業，更是以農民工為主體。在中國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的條件下，高新技術產業立國雖然可以作為國家發展的方向，卻不可能在短期內變成現實。現實的可能只能是製造業立國，中國要想在世界市場上佔據有利的地位，必須促使製造業升級。農民工促使中國成為製造業大國，也將由農民工素質的提高來造就中國的製造業強國地位。城市化、工業化或不斷升級的工業化，這兩點又從根本上決定著中國的現代化程序。解決好農民工問題，便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程序中的關鍵問題。國家應將農民工問題放在工業化、城市化及現代化程序中加以考量，並按照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思路來調整現有政策及法制。因此，在解決農民工問題時不能搞短視政策。以農民工培訓為例，如果不能讓農民工安居樂業，農民工的培訓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為一個處於流動狀態的農民工接受任何技能培訓都將是臨時的、不確定的，這種狀態不僅會讓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受挫，還將使技能培訓流於形式。如果能夠讓農民工安居樂業，農民工的培訓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農民工的素質才可能獲得真正的提升，國家發展的最高利益才可能切實得到維護。

第九，解決農民工問題需要多管齊下，但政府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將是最重要的。例如，立法機關需要承擔起制定與完善相關法制的責任，包括修訂舊法、制定新法，確保農民工的經濟、社會、政治權益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與切實的法律保障；司法機關需要利用司法權威來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並制裁那些損害農民工權益的違法者；僱主必須遵守國家的勞動法規及相關法律與政策，樹立與現代文明相適應的財富觀，平等地對待農民工，並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社會（主要是城市社會）急需樹立公平、正義、共享的核心價值觀，用平等的理念與包容的心態實現對農民工的真正開放，並對農民工融入城市採取真正歡迎與積極鼓勵的取向；農民工自身則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素質，並有理性的、長遠的發展規劃。在解決農民工問題時，政府的責任是最大的，因為法制的實施離不開政府，農民工與其他群體利益分歧需要政府公正裁判，農民工素質提升需要政府投入相應的財力、物力與人力，農民工融入城市尤其需要政府完善現有的政策體系。因此，政府需要承擔起確保平等對待農民工的各項法規及政策得到落實的責任，透過法律賦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