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伯母家就要幹活，她對我很厲害，我要伺候她們，可是就是這樣我也願意在她們家，因為我想跟我姐姐學戲。我父母不讓我學戲，我父親就是小買賣人，賣糖葫蘆的，他說不讓我學戲，找一個婆家走了就行了，還想讓我去當童養媳，但是我都不願意，我必須得掙錢。因為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有吐血的病，很可憐。父親身體這樣弱，七個孩子中我是最大的，我下面還有弟弟、妹妹六個人；六七歲時，我就懂得掙錢，我知道如果我不掙錢，我們家就生活不下去。父親一旦累得病倒，就沒有人養家了。

我從小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就這麼幾種掙錢的方式：一個就是把我送出去當童養媳，去換一筆錢，這是死錢，可我母親說必須得讓我掙活錢。六七歲呀，怎麼辦呢？等長夠了歲數，就有可能送我去當妓女了，我住在天津南市“三不管”的一個貧民區裡，那一片的鄰居都是這樣的：開妓院的、當老鴇子的，再就是唱戲的、耍雜耍的，都是這樣的一群人，這叫吃“五子”飯的地方。窯子、飯館子、澡堂子、戲園子、小攤子，是舊社會最底層、最苦難的地方。這個地方出來的人都叫人看不起。

我從小就知道我得去掙錢，但是我決不去幹那樣的壞事。我不當妓女。和我一樣的小姐妹呀，有的從十三四歲吧，就被家裡逼著去當妓女，得一種可怕的病，然後有的還帶著氣就讓人給扔在街上死去了，可憐極了。還有那種抽“白麵”的人，抽了“白麵”就什麼都不要了。

我就非要學戲不可，因為我姐姐是好演員，在天津大舞臺、中國大戲院都有一些影響，在東北等地也有影響。所以我拼著命要學戲，為了掙錢。在舊社會里像我這樣的女孩子沒有出路。因為要演戲，我就到了二伯父家，每天一早就到院子去喊嗓子去。喊嗓子、學戲，二伯父高興給我調嗓子，那叫“打戲”，打得我每天身上都是青一道紫一道的，學好了捱打，學壞也捱打。

這是小的時候，後來長到十二三歲我懂得事了。我小的時候也出場演過戲，跟我姐在一起都是演小孩戲、配角戲，從十二三歲起我就主演了不少好的戲。我演小孩是很聰明的，一學就會，但是我有很多缺點，上臺愛睡覺。比如說我演牧羊圈的羊，我們那個演羊呀，就是一個道袍，有黑的、有黃的，爬著走、跪著走，這就叫羊了。

有一場就是張景常老旦唱牧羊山那一場，我們演羊的四五個小孩，都蹲那兒聽人唱，人家唱完溜板，我們就下場，“羊”就爬著貓著腰下去了。可我那時最小，可能也就是11歲吧。我和幾個小孩都蹲在那兒都是小羊，兩個老旦、青衣一人唱一段，唱完我們就該下去了，可我呢，聽著聽著就睡著了。睡著了我就下不去了，老旦拿著棍子就打我呀，劈頭蓋臉打了幾下把我打醒了，一看人家都走了，我拉著這個道袍、兩個手擋著臉貓著腰就跑下去。我捱打以後才清楚，小孩在戲班裡經常捱打。

我從小記的第一件事情：我要唱戲（2）

還有一次，我演秦香蓮的冬哥。我戴一個頭套子，小孩呀，我頭上長蝨子。我是梳一根小辮，蝨子長上很難受，癢還不說，人家都討厭，在誰面前誰都轟我。頭上的蝨子是黑的，蟣子是白的，就把那個黑蝨子都刮下來，那蟣子可就麻煩了，一串一串的，刮都刮不下來，真討厭，我自己也難受。我姐姐就給我捂蝨子，拿煤油捂，然後用破布包起來，但是這煤油一上來就更糟了，誰都知道我是滿頭的蝨子，一進後臺誰都恨我，恨我我也不在乎。

最苦的就是不允許我演冬哥，因為冬哥要戴那個頭套呀，戴帽子、戴孩兒發、包頭都不許，我就特別痛苦。後臺有人就諷刺我，你這頭蝨子誰敢粘你呀，除了把頭髮剃去沒法治，你拿火燒都不行，要剃光。我聽了後很害怕，捂著腦袋，害怕把頭髮剃下去。女孩嘛，剛十一二歲，我就捂著頭髮。有一天我姐姐給我拿蝨子，我姐有時候打我，打得疼著呢，她為了教我戲，她打我我也不恨她。她讓我過去，我想這是給我治蝨子，我就過去了。可我二伯父就來了，拿一個剪子“咔咔”就剪了好幾剪子，我還沒敢說我不剪頭呢，我二伯父拿著刀子衝著我來了，快極了，他一隻手扶著我的頭，一隻手拿著刀子，像梳頭那樣的刀子，是個木頭把的刀子，“嘩嘩”像削土豆皮一樣把腦袋削個鋥亮，剃個禿光頭，我很難受但是還不敢哭。

剃了頭最大的安慰就是能演戲了，我弄一塊破花布繫上，管箱子的那個大爺這次讓我拿那個孩兒髮套了，以前我要拿他不讓我拿，他說你腦袋長蝨子，你用完了別人用怎麼辦？這次我禿著腦袋往管箱子那大爺跟前一站，把花布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