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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我在二伯母家就要幹活,她對我很厲害,我要伺候她們,可是就是這樣我也願意在她們家,因為我想跟我姐姐學戲。我父母不讓我學戲,我父親就是小買賣人,賣糖葫蘆的,他說不讓我學戲,找一個婆家走了就行了,還想讓我去當童養媳,但是我都不願意,我必須得掙錢。因為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有吐血的病,很可憐。父親身體這樣弱,七個孩子中我是最大的,我下面還有弟弟、妹妹六個人;六七歲時,我就懂得掙錢,我知道如果我不掙錢,我們家就生活不下去。父親一旦累得病倒,就沒有人養家了。

我從小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就這麼幾種掙錢的方式:一個就是把我送出去當童養媳,去換一筆錢,這是死錢,可我母親說必須得讓我掙活錢。六七歲呀,怎麼辦呢?等長夠了歲數,就有可能送我去當妓女了,我住在天津南市“三不管”的一個貧民區裡,那一片的鄰居都是這樣的:開妓院的、當老鴇子的,再就是唱戲的、耍雜耍的,都是這樣的一群人,這叫吃“五子”飯的地方。窯子、飯館子、澡堂子、戲園子、小攤子,是舊社會最底層、最苦難的地方。這個地方出來的人都叫人看不起。

我從小就知道我得去掙錢,但是我決不去幹那樣的壞事。我不當妓女。和我一樣的小姐妹呀,有的從十三四歲吧,就被家裡逼著去當妓女,得一種可怕的病,然後有的還帶著氣就讓人給扔在街上死去了,可憐極了。還有那種抽“白麵”的人,抽了“白麵”就什麼都不要了。

我就非要學戲不可,因為我姐姐是好演員,在天津大舞臺、中國大戲院都有一些影響,在東北等地也有影響。所以我拼著命要學戲,為了掙錢。在舊社會里像我這樣的女孩子沒有出路。因為要演戲,我就到了二伯父家,每天一早就到院子去喊嗓子去。喊嗓子、學戲,二伯父高興給我調嗓子,那叫“打戲”,打得我每天身上都是青一道紫一道的,學好了捱打,學壞也捱打。

這是小的時候,後來長到十二三歲我懂得事了。我小的時候也出場演過戲,跟我姐在一起都是演小孩戲、配角戲,從十二三歲起我就主演了不少好的戲。我演小孩是很聰明的,一學就會,但是我有很多缺點,上臺愛睡覺。比如說我演牧羊圈的羊,我們那個演羊呀,就是一個道袍,有黑的、有黃的,爬著走、跪著走,這就叫羊了。

有一場就是張景常老旦唱牧羊山那一場,我們演羊的四五個小孩,都蹲那兒聽人唱,人家唱完溜板,我們就下場,“羊”就爬著貓著腰下去了。可我那時最小,可能也就是11歲吧。我和幾個小孩都蹲在那兒都是小羊,兩個老旦、青衣一人唱一段,唱完我們就該下去了,可我呢,聽著聽著就睡著了。睡著了我就下不去了,老旦拿著棍子就打我呀,劈頭蓋臉打了幾下把我打醒了,一看人家都走了,我拉著這個道袍、兩個手擋著臉貓著腰就跑下去。我捱打以後才清楚,小孩在戲班裡經常捱打。

我從小記的第一件事情:我要唱戲(2)

還有一次,我演秦香蓮的冬哥。我戴一個頭套子,小孩呀,我頭上長蝨子。我是梳一根小辮,蝨子長上很難受,癢還不說,人家都討厭,在誰面前誰都轟我。頭上的蝨子是黑的,蟣子是白的,就把那個黑蝨子都刮下來,那蟣子可就麻煩了,一串一串的,刮都刮不下來,真討厭,我自己也難受。我姐姐就給我捂蝨子,拿煤油捂,然後用破布包起來,但是這煤油一上來就更糟了,誰都知道我是滿頭的蝨子,一進後臺誰都恨我,恨我我也不在乎。

最苦的就是不允許我演冬哥,因為冬哥要戴那個頭套呀,戴帽子、戴孩兒發、包頭都不許,我就特別痛苦。後臺有人就諷刺我,你這頭蝨子誰敢粘你呀,除了把頭髮剃去沒法治,你拿火燒都不行,要剃光。我聽了後很害怕,捂著腦袋,害怕把頭髮剃下去。女孩嘛,剛十一二歲,我就捂著頭髮。有一天我姐姐給我拿蝨子,我姐有時候打我,打得疼著呢,她為了教我戲,她打我我也不恨她。她讓我過去,我想這是給我治蝨子,我就過去了。可我二伯父就來了,拿一個剪子“咔咔”就剪了好幾剪子,我還沒敢說我不剪頭呢,我二伯父拿著刀子衝著我來了,快極了,他一隻手扶著我的頭,一隻手拿著刀子,像梳頭那樣的刀子,是個木頭把的刀子,“嘩嘩”像削土豆皮一樣把腦袋削個鋥亮,剃個禿光頭,我很難受但是還不敢哭。

剃了頭最大的安慰就是能演戲了,我弄一塊破花布繫上,管箱子的那個大爺這次讓我拿那個孩兒髮套了,以前我要拿他不讓我拿,他說你腦袋長蝨子,你用完了別人用怎麼辦?這次我禿著腦袋往管箱子那大爺跟前一站,把花布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