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國民政府駐日使館的協助，而郭沫若回國當天前往碼頭迎接的是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從這兩件事上，就足以看出南京方面對郭沫若回國的態度。回國有望，郭沫若自是非常高興，但回國之前尚有二事須政府辦理：一為取消政府對他的通緝，二為匯上足夠的旅費。對於郭沫若提出的要求，郁達夫回信說：“此事當能在十日之內辦妥。”但郭沫若等了一個多月都未見音訊。

“兩全家國殊難事”（2）

回國的音訊久候不至，但卻傳來了“盧溝橋事變”的訊息。至於“盧溝橋事變”後東京方面的情況，此時旅居日本的金祖同回憶說：“雖說盧溝橋的戰爭爆發，一時還沒有告訴我們這就是揭開了那忍受了許多年苦難的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可是，當地的新聞紙上的渲染，卻很有聲有色的，使全東京的空氣顯得異常緊張，是完全和平時不同的情緒了。”事變發生以後郭沫若深居簡出，然而他也能感覺到此時緊張的氣氛。在這沉悶難耐的空氣中，郭沫若的心境如何，他對這場戰爭又持何種態度？

7月15日，金祖同往訪郭沫若，師生交流了對“七七事變”的看法。對於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性格偏於情感型的郭沫若幾乎可以說是熱血沸騰，他極力主張對日作戰，認為“帝國主義侵略野心是永無止境的，除非我們以鐵血來對付他們的進攻絕無辦法”。他充滿信心地對金說：“我們必須以鐵血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物質上會損失很大，因為日本的軍備要超過我們十倍，但好在這次中國的民氣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這是絕對有把握的。”於此時，渴望激情洋溢生活的郭沫若的內心當然是希望能立即歸國赴國難，但他也很清楚他的歸國面臨著很多困難：一是作為一個曾經的政治風雲人物，日本政府不會輕易放他走，一旦發現將被逮捕，甚至殺害；二是國內的通緝令尚未撤銷，國民黨抗戰的態度又不明朗，回國危險性很大，更難說能否有所作為；三是撇不下妻子安娜和五個兒女，如果隻身回國，不僅骨肉分離，而且他們的生活也會發生問題，還將遭到日本當局的迫害。雖說郭沫若夢想以身赴國難，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但臨到要別婦拋雛卻又並不那麼容易。他怎麼能忍心拋下生死與共的家室兒女，同多年來相依為命、夫妻情深的安娜分別，拋下五個尚未成年的兒女離去？這種生離死別的痛苦感受，非親身經歷者實難以想像。但是國難當頭，經過反覆考慮，郭沫若最終還是決定立即回國。於此危難時刻，郭沫若也考慮到自己有可能不能脫身而遇到意外，於是他寫了一份“遺言”交給金祖同：“臨到國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時候，不幸我已被帝國主義者所拘留起來了，不過我絕不怕死辱及國家，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唯有以鐵血來對付他。我們的物質上的犧牲當然是很大，不過我們有的是人，我們可以重新建築起來的。精神的勝利可說是絕對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國的同胞！”從這些細節，我們可以看出，在歸國前夕，郭沫若的內心是經歷了怎樣的痛苦的煎熬的。

準備工作完全是在秘密中進行的，連安娜亦沒有清楚告之。郭沫若後來在《再談郁達夫》一文中說：“直接幫助了我行動的是錢瘦鐵和金祖同。”錢瘦鐵是一位金石家，1935年攜家眷僑居日本。他與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王芃生有聯絡，和駐日使館等各個方面也都比較熟悉。金祖同，又名殷塵，是一位留日學生，他也是研究甲骨文的，故而自己稱是郭沫若的學生，由他奔走於東京和市川之間，傳遞訊息，做具體準備事宜，並與郭沫若一同回國。金祖同打聽到回國船期後，用明信片隱語告訴郭沫若：“現有16、18、20、22、24等間空房，俱西式，空氣甚好。叔厓君願為君在室中佈置一切。合意哪間請來信告知，俾預先通知收拾。”這事實上是金和郭沫若事先約定好的暗語，用房間號數指代日期。郭沫若用明信片回覆金祖同，寫了一首隱語五言詩：“廿四傳花信，有鳥志喬遷。緩急勞斟酌，安危費斡旋。託身期泰岱，翹首望堯天。此意輕鷹鶚，群雛劇可憐。”“喬遷”指回國，“廿四”即行期。從此詩中我們可以看出，郭沫若既有盼望早日歸國，共赴國難的意願，然而也有不忍與安危與共、艱苦備嚐的妻室兒女分別的依依之情。

妥善安排好一切，決定了行期之後，郭沫若的內心還是有點猶豫不決。除了憐惜家眷孩子之外，郭沫若還有其他顧慮：“雖是我的去志已經決定了，不過我還是有些畏怯，因為今後我的出路，仍舊是毫無把握的……所以這次回去，政府能不能容我，固然是一個問題，不過我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也不怕他什麼，只怕民眾的心仍很麻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