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我回去還有什麼意思呢？”這種複雜而微妙的心緒一直持續到郭回國前夕，甚至萬事皆備，郭沫若仍然顯出一絲遊移不定。金祖同在《郭沫若歸國秘記》中詳細地描述了他這種矛盾的精神狀態（金為此事親歷者，其敘述應可信）。一個被通緝多年的###，亡命海外多年，對國內的情況茫茫然，心底不踏實，有這些憂慮，亦很自然。於此時，郭沫若的心情十分矛盾和複雜：家庭和國家；事業和生活；夫妻之情、兒女之愛；個人安危和家庭安危，一起交織於他的心間，箇中滋味非言語所能及。然而，不管經歷了怎樣的猶豫，郭沫若最終還是打消了一切顧慮，決定隻身赴國難。1937年7月25日凌晨，郭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躡手躡腳走進書齋，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別寫了留言，給大孩子們的是“勤勉”二字；給最小的兒子則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書字母），盼他無病無災地健康成長。當他轉身再踱入臥室，安娜已醒，正於枕畔就燈閱讀，而孩子們尚在酣睡中。他輕輕地揭開蚊帳，在安娜的額頭上重重吻了一下，作為訣別之禮，安娜當時並沒有察覺他的用意。郭沫若和往常一樣穿著居家和服，默默離開臥室走下庭院。沐著殘月的青輝，郭沫若無限依戀地告別了這個給他無限溫暖，他自己也深愛著的家，踏上了歸國的路途。對此段經歷，郭沫若在《家祭文》中回憶說：“貞乃於陽曆七月二十五日，拋妻別子，孑身返國……然離去之情景，即今猶歷歷然在貞心目也。時為暑假，子女均歸。晨之四時，貞悄然披衣起床，曾將闔室巡視，四子一女，均尚酣睡。富氏媳雖被驚覺，永未料貞之將高舉而遠逸也，乃怡然枕畔，就燈閱讀，貞則於此時首途矣。於時，殘月在天，澪露在田，熱淚在貞之顏面，貞非木石，能不傷心？貞幸得脫出，而妻、子則委諸虎穴，為貞而受犧牲。其苦心，其處境，一為置身而思之，即不覺淚之盈睫。”當日傍晚，郭沫若和金祖同在神戶順利登上了加拿大“皇后號”郵輪。為了安全起見，郭沫若化名楊伯勉，自稱湖南長沙人。晚上9時正，郵船起航。郭沫若蟄居艙中，從視窗窺視碼頭上的人們。按照日本的風俗，送行者正在向船上拋彩色的紙卷，表示惜別之意。此情此景，不能不勾起郭沫若的無限情思，對先後居住達二十年的島國他並沒有什麼留戀，他所牽掛的只是自家那六條看不見的“紙帶”。他當時的心境，從他在船上寫的一首七絕完全表露了出來：“此來拼得全家哭，今往還將遍地哀。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回國後，郭沫若曾收到過安娜的來信，得知安娜和長子和生被日本警察局拘禁並毒打，家亦被抄。郭沫若得知此訊息後賦詩一首匿寄安娜，詩云：“相隔僅差三日路，居然渾如萬重天。憐卿無故遭笞撻，愧我違情絕救援。雖得一身離虎穴，奈何六口委深淵。兩全家國殊難事，此恨將致萬世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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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吼搖天萬里威”（1）

由日本秘密回國之後，郭沫若不得不考慮回到國內後的出路問題。到達上海的當天，孔德研究所的朋友沈尹默就率直地提出了這一問題：是在國民黨中謀職，還是從事青年教育工作？而沈對此皆不贊同，他建議郭沫若目前最好還是繼續研究古代文化，從事純學術的研究。從這段史實中我們可以看到沈尹默作為一個純粹的學者的率真和單純。戰爭就是政治，一場關乎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可避免地會把許許多多的人捲入到政治態勢之中去。郭沫若更是如此，他的精神個性決定了這一點。以郭沫若浪漫詩人的心性而言，他拋妻別子歷險回到國內，絕不僅僅是為了純粹的學問。而且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中，即使郭沫若自己想留在書齋中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也不可能。作為北伐戰爭中的一個政治風雲人物，郭沫若的行為不可能完全是個人行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黨派力量的干預和制衡。作為曾經的政治人物，郭沫若的行為實際上已經成為極富政治文化含義的象徵性符號，他的行為方式和軌跡，都已經不能完全由他自己來完成。回國後，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郭沫若表明自己回國的態度，情緒激昂，錚錚之言擲地有聲：“國勢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誠團結、對敵抗戰外，實無他道。沫若為赴國難而來，當為祖國而犧牲。”此後，郭沫若便融入了整個民族的抗日洪流之中。不過回國伊始，郭沫若還是與政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還是寧願以純粹文化人的方式抗戰救國。

郭沫若（左一）與茅盾等

創刊於1937年8月24日的《救亡日報》是抗戰期間有著廣泛影響的一份重要報紙，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的機關報。1937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