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感受到我們這個世界的脈動。

我們是記者。我們以採掘新聞為天職。我們傳播新聞，讓住在小村莊小市鎮裡的平民像國王一樣，享受知道的權利。我們的前輩，用馬匹，用驛站，用郵差，用電報電話；我們用傳真機，用可視電話，用手機，用“伊妹兒”。採集傳播新聞的手段始終在變，不變的是我們作為記者的職責：自由而負責任地傳遞新聞，讓公開、充足、未受汙染的資訊，驅散密室的陰霾，填平不對稱的資訊鴻溝，福佑公眾。儘管真相永遠在他處，我們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

我們是記者，不是商人，我們的老闆可以和客戶討價還價，我們會因為所在媒體的廣告的上漲下跌，而擁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這不是我們賤賣自己的理由。足夠的酬勞，完備的合同，的確是我們走向職業化的前提，可收入不是我們出賣公眾知情權的藉口。我們不是被人用槍逼進報社電視臺廣播電臺的，我們可以選擇做銀行家，我們也可以選擇福利薪酬更優厚的媒體公司，我們不是終身受僱於哪一家媒體的“包打聽”。

我們不是神話中的人，撒謊一次不會成為撒謊者，受賄一次亦不會成為“文丐”，但選擇以記者為職業，就得聽命於我們與無數受眾從未簽署過的契約。公眾才是新聞的購買者，儘可能客觀、公正、翔實地向公眾報告新聞，是我們作為一個生產者的義務，如果我們把新聞當作商品的話。買家轉瞬即逝的興趣，註定會使易碎的新聞產品了無蹤跡，但我們不能因之而輕慢它在那一天的意義，無論它們多麼瑣屑細微，都是我們記錄的那個日子的永遠記憶。

我們不是商人，但我們不排斥我們所效力的媒體，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時段，與其他媒體競爭。我們參與競爭，鼓勵我們所在的媒體戰勝對手，是因為我們相信自由競爭的媒體市場，才能消弭平衡公共輿論的威脅，更為接近事實真相，更能實現公共利益，也能予我們更為方便的福利。

我們是記者，不是政治家。像政治家宣示的一樣，我們信奉自由、*、法治這些人類迄今發現的最好的價值觀。和百年中國新聞史上那些燦爛流芳的名字一樣，我們視憲政中華為基本理念，認為憲政是最好的政治安排。但我們的職業是記者，不是政治家。我們是新聞的記錄者，不是新聞的製造者。作為一個公民，我們爭取自由、*、法治、*、憲政的路徑，是記者的職業手段，而非政治活動。我們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我們不能利用記者的權力，將我們自以為是的主張，粗魯地硬塞給讀者觀眾和聽眾。蠱惑，煽動，打倒，改良，是政治家的事情，我們僅僅負責報道。當然，任何一個記者，都難以做出沒有傾向的報道，我們所要爭取的，是竭盡所能地限制我們參與政治的衝動，而不是放任。

我們是記者，我們是為公眾守夜的“狗”，我們的使命是發現問題。理論上說，政治家也揹負同樣的職責。但西方政治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家作為“家”的才華，有時候在於製造話題。備受關注的話題是我們靠近公眾的武器，但我們的話題首先應該是真實世界的真問題。記者的職業定位，決定發現問題比製造話題更重要。轉軌時期的中國，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如何理解“痛”的性質，用什麼樣的良方去醫治“痛”，是政治家的事。我們的職責在於發現痛處，而不是譁眾取寵，用偽問題騙取公眾的眼球。

政治家看重意識形態，我們也是。就我們的現實而言，規範比意識形態更急迫。新聞學是一門學科，新聞業是一個行業，記者是一個職業，有學科就有學術規範，有行業就有行業標準，有職業就有職業技術。為什麼要在報道中寫上“據悉”？如何在報道中把握公眾人物和普通人名譽權的分寸？怎樣看待反傾銷中的民族主義和貿易規則？可用“等等”無限羅列的技術問題，是否真的已被我們掌握？

看看我們過去的報道吧，想想我們有沒有因為畏懼而巴結富人，因為憐憫而偏向窮人？有沒有用意識形態的偏見，替代新聞業的技術準則？我們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員和私營企業主的爭執，就先驗地假定政府在打壓私營企業。不能一見大火礦難，就確定*的主題，再讓事實遷就於觀點。過去，我們失望於前輩同行“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糟”的新聞價值判斷，現在，我們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場經濟好計劃經濟糟”的窠臼。

我們是記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請返回我們的原點，遵守記者必須遵循的原則，視客觀公正為我們頭頂的燦爛星辰，以免像少數政治家那樣，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沼，像少數商人那樣，被利潤所吞沒。

。　最好的txt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