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他們的命？

瑪格麗特尤其指責馬居斯說：“喂，你也會斷水嗎？因為你也是人們所說的公務員，為國家服務的。”

她使他縮成一團。她有這種本領，知道怎樣以自己矮小的身軀，用一種莊嚴來控制比她高大的人。

“國家，就是制止一切自由的表達，是永久的威脅。你為什麼要從事這種職業？”

馬居斯對她解釋說，法官工會的成立在1968年使法律系年輕的大學生們有望得到更加民主的公正。許多打算當律師的大學生成了法官。

每天晚上，我們都打算第二天去現場調查。喝了酒，我們有時發生爭吵。瑪格麗特一派，馬居斯另一派，揚和我是中間派。

“我一旦反對斷水者，也就會反對你，因為你是個想讓別人付水費的秩序捍衛者。”

“是的，但當你說必須制止年輕人傷害水塘中的青蛙時，你也完全剝奪了我選擇價值體系的可能性。社會越需要壓迫，我的自由便越少。當你要求制裁別人時，你便創造了斷水者。”

“運用法律是絕對愚蠢的行為。”

瑪格麗特沒有放棄她的立場。那是奠定她畢生倫理道德的基礎。

“我母親害怕那些讓別人遵守法律的人。她覺得自己犯了錯。那是窮人無可救藥的精神狀況。啊，不，服從規章，讓我喘不過氣來。”

“你希望在小學裡就教人不聽話嗎？”

“不，那也將是一種規則。必須給人以獨自思考的機會。教得越多，人便越貧乏。傳媒說，科克蘭一家大腦遲鈍，但他們的遲鈍有聰明的地方；他們的舉動有極人道的一面。他們集體自殺，躲過了國家，躲過了正義。”

“死亡不是一種解脫。誰也無法用死亡躲過正義。”

“不，必須有死亡的才能。”

瑪格麗特經常笑自己的極端。一晚上東拉西扯，但並不盡然，在她對非正義和愚蠢的強烈反對中，有一種完美的和諧。當她碰到難題時，她便轉移話題，從各個角度，甚至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對待它。

“我很震驚，這個悲劇竟發生在一個社會主義的法國！”1

她想說些什麼？沉默。人們感覺得到她在思考。

“假如社會主義不能改變斷水者的意識形態，假如社會主義不能發揮積極性，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我看這個斷水者和蘇聯的斷水者沒有任何區別。”

“這個斷水者的悲劇是政治干預的結果。”

“但假如……”

討論又開始了。人們精疲力竭地回去睡覺。睡得很不好。然後，有天晚上，這個話題讓人厭煩了。

“哎，是不是錄了音？大家也許說了些重要的東西。把這些東西全漏了那可太蠢了。”

瑪格麗特知道失去它們是必然的，但她與之鬥爭，並加以否認，作殊死的鬥爭，她做任何事情都這樣：錄音、拍電影、記錄、寫作、下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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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十三）（1）

瑪格麗特臉色變青，手發抖，沒有揚扶著就走不了路。我知道這是她最後的夏天了。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離開諾弗勒。我不想失去任何和她在一起的時刻。我像她與失去作鬥爭一樣，與所有的失去作鬥爭。我知道她完了，她要消失了，但不知道是怎麼知道的。我希望自己弄錯了，在肯定的同時也覺得自己弄錯了。

揚問我認不認識醫生。瑪格麗特不想看任何醫生，但她本人覺得非常糟，不想喝酒了。我叫了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讓…達尼埃爾·　萊奧爾，他立即來到諾弗勒，在“體育”咖啡館與揚談了好久。我們決定把他作為一位路過的醫生朋友介紹給瑪格麗特。讓…達尼埃爾的精明、幽默以及猶太人的特徵吸引了她。她本能地喜歡我的男性朋友甚於喜歡我的女性朋友，除非她認識她們，或制服了她們。她給男人們留下了一個空間、一個機會和觀察玩味的時間。她也在“體育”咖啡館裡與讓…達尼埃爾見了面，後來又在家裡見了他。她忘了他是個醫生，稱他為摩爾達維亞的猶太人，並跟他談起了以色列。

讓…達尼埃爾沒有給她看病，也沒有給她開任何藥。他說她病得很重，但她得自己決定是否採取她不願意接受的解毒治療。他花了一個夏天勸她，結果只成了她的朋友而已。他不願意動粗，想等她自己同意接受治療。有時，她想死；有時她又打聽去哪家醫院。有時她喝得少了，擔心起自己的健康來，她希望身體好起來，她想一直活到《死亡的疾病》出版。她說假如她去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