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義務”、“享受權利”，　大肆鼓吹漢族優秀論。由於中國積厄已久，必先推翻滿清，消滅阻礙勢力，建立新的制度，才能按照民主共和社會的設想來完成革命。

梁啟超則認為中國國民的才智並不是天賦的，人民民主思想的養成需要一個漸進過程，僅僅依靠一兩個傑出人才是不可能實現民主自由政體的。況且中國戰爭###不止，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而革命必然引起戰爭，必然群雄並起，戰亂頻繁，社會混亂，人民難以為生。在民主共和商未深入民心，建立民主制度必先建全黨政黨制度，可是現如今中國存在的政黨甚至自己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何從來完善政黨制，進而兩黨甚至多黨來競選總統？在現在的狀況下，中國應先實行一時期的開明專制，以引導人民思想的前進方向。

關於在國家實行何種革命，他們各有自己的觀點。革命派大多數也贊成立憲制，但是都認為革命是立憲的前提，立憲只能是革命的結果，手段與形式不一樣，革命派接受的是民主立憲，而不是君主立憲，中國的命運不能由君主來決定。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遭到了革命派的強力反擊，

同時由於革命派的鬥爭毛矛頭直指滿清封建政權，以推翻滿族政權為目的，雖說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由於其狹隘的民族政策，必然導致民族矛盾加劇，西方帝國主義干涉。他們當時都認為“中國今日滿漢不併立”（汪精衛語），排滿是革命派宗旨，請立憲就是背黨綱，服從異族人統治。儘管如此他們甚至還抱對滿族的不滿，發洩到立憲派的身上，認為他們的思想言論侮辱漢族思想，譏諷他們擁光緒為聖主，是清廷死心塌地的滿族奴。

革命派的言論在社會上引起了一波熱潮，反對滿清統治的呼聲越來越高，形勢越來越嚴峻，梁啟超害怕由於滿族的被驅會引起其他少數民族的恐慌，致使國家分裂。他在《新民叢報》上呼籲革命派發起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希望真愛國者能夠“節制感情，共同向一最高目的以進行也。”　這也是革命派和立憲派論爭中的種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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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立憲的背景

八國侵華戰爭結束後，京城一帶一片狼藉，社會遭到嚴重破壞，慈禧太后回京後，依然整日醉生夢死，看不清社會形勢的嚴峻，皇宮裡面歌舞昇平。

然而言論界一片熱鬧，革命共和派與君主立憲派矛盾越來越大，梁啟超的轉變成為一條點火索，引爆了整顆“炸彈”，一時言論界開始了激烈的論爭。這個時候，立憲派、革命派兩黨衝突愈烈，1904年5月，徐勤在康有為的命令下在香港創辦《商報》，大力提倡保皇扶滿，鼓吹君主立憲，革命派人士在《中國日報》和《世界公益報》等雜誌上作文反駁保皇觀點，甚至誣衊梁啟超。香港的兩黨論爭爆發。不久，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號召劃清保皇與革命的界限，兩黨的合作告一段落，開始了真正的決裂。

可是就在這形勢嚴峻的時刻，不幸再次降臨到梁啟超的身上：摯友黃遵憲因肺病醫治無效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悲痛襲上心頭，淚水模糊了眼睛，多年的委屈與事業的不暢，一下子全湧了出來。《時務報》館兩人一起撐起了宣傳維新變法的大旗，隨後一起出走時務學堂掀起了湖南變法的熱潮，戊戌變法失敗後互相藉慰那兩顆一樣受傷的心。二人雖年齡有所差距，但那一顆一樣為中國命運跳動的心卻是一樣，堅挺充滿活力。

黃遵憲的思想見解與主張，在當時社會上頗受矚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雖然他沒有和梁啟超一起從事實際運動，可是他在維新派中享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與梁啟超有很多共通之處，對梁啟超的影響不小。梁啟超失意時，是他激發梁啟超心底的激情，重新喚起那個呼風喚雨的青年；梁啟超事業得意風發時，是他送去讚譽鼓勵與警示。在二人的心中，都彼此視為知己，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這樣記載其事：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電，嘉應黃公度先生遵憲既歸道山。嗚呼痛哉！今日時局，口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爾。吾友某君，嘗論先生雲：有加富爾之才，乃僅與詩界批一新國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阿好也。

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見國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禍中國，嗟跌之數十年，抑亦甚矣，乃更於其存亡絕續之頃，口奪斯人，嗚呼，何一酷至此極耶！

戊戌變法失敗後，清王朝更加衰弱，國內民族危機嚴重，國外西方列強虎視眈眈，清王朝猶如一隻被群狼包圍的肥羊，義和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