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荷蘭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華隆人［5］，在他們看來，瑞典是一個有前途的“未發展”國家，有豐富的原料如木材、鐵礦和銅礦。這些外國企業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爾，他不僅賣給瑞典人成品和買走礦石，而且時間長了，還建立了木材廠、鑄造廠和工廠，向國王貸款，把瑞典人拉進主要以阿姆斯特丹為基地的商業“世界體系”。這個國家很快就變成了歐洲最大的鐵和銅的生產地，而這些東西的出口又帶進大量外匯，很快就有助於建設武裝部隊。而且瑞典在軍備上也變得自給自足，這種少有的特長還得感謝外國的投資和技術。

內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實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國庫、稅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是在這個時期變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領域，而且這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貴族從派系鬥爭中引開，讓他們為國家服務。宗教團結鞏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來都在發揮職能。在這些堅實的基礎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軍用來保護海岸線不受丹麥人和波蘭敵手的侵犯，保證瑞典軍隊安全透過波羅的海。最重要的是，這位國王的名聲來自他的軍事改革；他以徵兵制為基礎發展了國家常備軍，用新式戰術訓練部隊，改進騎兵，引進機動的輕炮兵，最後，他的指導給部隊帶來紀律和高昂計程車氣。當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開進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運動時，他指揮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戰鬥部隊。

這種優勢是完全必要的，因為歐洲戰爭比起瑞典早期經歷過的任何一場對鄰國的地區性戰爭，規模都大得多，代價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揮著一支萬人的軍隊；12個月以後，那個數字翻了一番；在決定命運的呂岑戰役之前，他的軍隊膨脹到15萬人。瑞典軍隊在主要戰鬥中構成精銳部隊，也用來把守戰略要地，但沒有足夠的人力組成那樣龐大的軍隊；實際上，那15萬的“瑞典軍隊”中有4/5是外國僱傭軍，蘇格蘭人、英國人、德意志人，他們的花費是極其昂貴的。早在17世紀20年代對波蘭的戰爭就使瑞典的國家財政感到緊張，而德意志的戰爭更加費錢。然而瑞典人卻出色地想出辦法讓別人為戰爭付錢。外國人的資助，特別是法國人的資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隻能補償一小部分開銷。真正的來源是德意志本身；各個公國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資助這一事業；如果是敵對的就得拿出贖金，以避免搶劫。另外，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龐大軍隊從他們駐紮的領土上索取駐地、食品和飼料。其實這個制度已由皇帝的助手華倫斯坦完善了，他的索取“資助”的政策養活了一支10萬人以上的帝國軍隊。但這裡的關鍵是，並不是瑞典人出錢在1630年到1648年這一時期用這支大軍幫助打擊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威斯特伐利亞議和談判的那個月，瑞典軍隊還在搶掠波希米亞；而它要求一大筆“賠款”才肯撤兵，也是完全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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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爭霸（14）

雖然這是瑞典人的一個驚人成就，但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對瑞典在歐洲的地位有一種幻覺。它的強大的戰爭機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瑞典軍隊要在德意志活下去必須搶劫，否則部隊就會譁變，那對德意志更有害。當然，瑞典人要自己花錢供養海軍，保持國內防禦，支援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區的軍隊；像其他國家一樣，它消耗了政府的財政，導致不顧一切地向貴族出售王室土地和賦稅，因而減少了長期的收入。“三十年戰爭”也奪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極其沉重的稅收壓在農民身上。加之，瑞典的軍事勝利給它帶來好幾塊波羅的海對岸的領地——愛沙尼亞、利沃尼亞、不來梅、大部分波美拉尼亞——應當承認它們帶來商業和金融上的利益，但是在和平時期維持它們，在戰時保衛它們免入嫉妒的敵人之手，這樣給瑞典政府造成的費用大大超過1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意志進行的大規模戰爭。

甚至到1648年以後瑞典仍舊是一個相當強大的國家，但只是屬於地區性的。在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在位）時，有人爭論說它在波羅的海舞臺上處於高峰，成功地擋住丹麥人，頂住了波蘭、俄國和興起的普魯士政權。在查理十一世時轉向絕對專制的做法，擴大了王室的財權，有可能維持一支和平時期的龐大常備軍。不過，這些都是在瑞典逐漸從一流國家下降時用來加強自己的措施。用羅伯特教授的話說：

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瑞典沉湎在勝利之中，被戰利品所膨脹；查理十一世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