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回日常生活的灰色光線之下，制定適合她的資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給她以實行這些政策的裝備，為她準備了符合二等強國的身份和尊嚴的前途。

這些成就並不小，只是在更大的歐洲範圍內它們的意義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波羅的海的權力平衡的程度，即瑞典和丹麥、波蘭以及勃蘭登堡所依賴的權力平衡的程度，在17世紀後半葉是受法國、荷蘭，甚至英國（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影響和“操縱”的，手段是財政補助和外交干涉，在1644年和1659年則是一支荷蘭艦隊。最後，當瑞典在這場外交大戰中不再能被稱為“傀儡”國家的時候，比起西方興起的強國，它仍然是一個經濟侏儒，總要依靠它們的補貼。在1700年前後，它的外貿不過是聯合省或英國的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政府開支大概只有法國的1/50。在這個不堅實的物質基礎上，又沒有可能獲得海外殖民地，瑞典儘管有令人羨慕的社會和政治穩定性，卻再沒有機會保持在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統治下所取得的短期軍事優勢。事實上，在以後的幾十年裡，它始終要抓緊防備，想辦法阻止普魯士從南方、俄羅斯從東部的進攻。

最後一個例子是這個時期的荷蘭政權，它與瑞典形成鮮明的對比。它是在革命的混亂局面中產生的國家，是由7個各不相同的省份組成的集團，這些省份以不規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