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季，從北京開始，各大城市一個接一個地颳起了“破四舊”等極左風潮，其中一個內容，就是對城市中的“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分子採取行動，將他們從城市“遣返回鄉”。他們的子弟，有的跟隨父母下鄉，也有的則被紅衛兵以“上山下鄉”為藉口，從城市清理出去。如廣州市就曾在這一年的9月將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遣往農村，這批人後來還以他們下鄉的時間為名，成立了一個叫“66—9”的造反組織。北京則於是年將清河、團河、天堂河等勞改農場的4400多人遷往新疆，其中有勞教所的少年犯800多人，這與廣州下鄉青年的性質雖然不同，但將“上山下鄉”作為一種懲罰手段，則是相同的。這是“###”初始階段的一種特殊的上山下鄉形式，其中與父母一道被“遣返”的知青，從全國範圍來看，為數頗巨，這是一個至今尚未引起人們注意和研究的問題。

此後的形勢發展越來越混亂，被“揪出來”的幹部和群眾也越來越多，已有一批青年自願下鄉，是希望為自己尋找一個避風港，還有些出身不好或父母捱整的青年渴望換一個環境，在農村或邊疆向人們證實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在當年11月動員幾千名社會青年前往新組建的華北建設兵團時，就有不少青年抱有這樣的動機，他們中有人回憶說，到山西以後（華北建設兵團最初設在山西北部）環境相對於北京，的確平靜得多。上海市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也持續到1966年底，在9月到10月之間，有為數不少的知青被送往崇明縣的新海、東方紅、紅旗等國營農場。此外，河南省於1966年11月也動員了一批知青去西藏軍區的軍墾農場。與此同時，全國範圍的“大串連”已經開始，原來的下鄉知青已經開始波動，其中一部分已經動身返城了。

這是“###”前上山下鄉安置工作的餘波，它最終平息於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引發的奪權風，奪權導致各級黨政機構職能的癱瘓，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安置辦公室也隨之名存實亡了。

返城風潮（1）

196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城市敲鑼打鼓歡送又一批知青下鄉或支邊的同時，已經有些下鄉知青陸續返城了。

（一）參加“大串連”

動盪始於“大串連”。1966年9月5日，繼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兩次接見紅衛兵之後，###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運動的通知》，通知規定凡革命師生來京，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都由國家財政中開支，這使串連獲得了合法的名義和必要的經濟保證，標誌著“大串連”這個“###”中參與者最廣泛、為社會造成震盪最強烈的運動的正式開始。

中央發動這場大串連的最初動機，是想借助這一形勢，將革命的火種撒向全國，但大火一旦在全國熊熊燃起，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播火者的一廂情願發展，火苗一下子就竄向了那些中央絕對不想讓其燃到的角落。

知青問題就是這樣的角落。

串連的參加者很快就從大中學校的師生擴充套件到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剛從學校出來不久，仍帶著學生氣的知識青年，也是熱情的參與者。

最初，他們與在校學生一樣，是出於對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熱情與好奇而投入進去的。毛澤東既然說，每個人都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進行到底，知識青年當然也不能例外。最早動起來的是在大城市郊區插隊的北京、天津等地知青，他們資訊最靈，而且插隊不比在農場，少有紀律的約束。他們想到城市去了解究竟。有些離校僅一兩年的知青，想回母校去參加“###”，與那些留在學校的同學一道，造“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反。

除了單純的革命熱情之外，與當地幹部社員的矛盾，尤其是與“四清”工作組的矛盾，往往是導致知青起來造反或返城的直接原因。

許多知青最初曾與當地社員或農場職工一道投入到了當地的“###”之中，結果或是觸怒了當地的有權有勢者，或是因過激行動觸怒了當地群眾。這裡反映出的問題是極其複雜的，有的還淵源有自，矛盾衝突從“四清”就已開始，其中一類情況是，一些知青的處境與自身政治條件較好，於是以為只有自己最革命，眼裡不揉沙子，不斷向當地幹部和社員發難，反對“三自一包”，反對“瞞產私分”，打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遭致地方幹部和社員的反感，有的在“四清”中就與工作組站在一起整過當地幹部，也有的被工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