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來。當然，那時的朱先生還沒有跨入“文人”的行列。

啟功先生也不愧為“饞人”，記得七十年代末，剛剛恢復了稿酬制度，彼時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當中華書局幾位同仁有拿了稿費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記得那時他們去得最多的館子是交道口的“康樂”、東四十條口的“森隆”，稍後崇文門的馬克西姆開業，啟先生也用稿費請大家吃了一頓。那個時代還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館能選擇的也不過幾十家而已。

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們經常舉行小型的聚餐會，大家趁機見個面，聊聊天，當然滿足口腹之慾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黃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鄧雲鄉、何滿子諸位都是其中成員。上海是有這方面傳統的，自二三十年代以來，海上文人就多以聚餐形式約會，這也是一種類似雅集的活動。上海的飲食環境勝於北京，物種、食材也頗為新鮮和多樣，不少久居上海的異鄉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鄧雲鄉先生、陳從周先生、金雲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異鄉人。他們也都講究飲食，家中的菜餚十分出色。我至今記得在陳從周先生家吃過的常州餅和鄧雲鄉先生家的栗子雞，那味道實在是令人難忘。

文人中也不盡是好吃的，不少人對飲食一道並無苛求，也不是那麼講究。張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禪外說禪》等書中提到的飲食多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紅燒肉、辣子雞、香菇油菜之類的菜，以為十分鮮麗清雅，比北京館子裡做的好多了。1999年5月，我因開會住在西山大覺寺的玉蘭院，恰逢季羨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來我陪老先生遛彎兒聊天，他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這裡的揚州點心很好吃。”其實，我對大覺寺茶苑中的廚藝水平十分了解，雖然那幾日茶苑為他特意做了幾樣點心，但其手藝也實在不敢恭維。聊天中老先生與我談起他的飲食觀，他說一生之中什麼都吃，沒有什麼特殊的偏愛，用他的話說是“食無禁忌”，也不用那麼聽醫生和營養學家的話。

居家過日子，平時吃的東西終究差不多，尤其是些家常飲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慾。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氣特別冷，我到燈市口豐富衚衕老舍故居去看望胡清先生（那時還沒有成為紀念館），聊了不久，即到吃飯時間，舒立為她端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撥魚兒，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對我說：“我偏您啦！”（北京話的意思是說我吃了，不讓您了）然後獨自吃起來。那碗撥魚兒透著蔥花兒包鍋和灑上香油的香味兒，真是很誘人，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食慾，嘴上卻只好說“別客氣，您慢慢吃”，可實在是想來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罷了。

蓴鱸鹽豉的誘惑——文人與吃（4）

文人與吃的關係或許可以這樣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筆下變得浪漫。中國人與法國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處，左拉和莫泊桑的作品中都有不少關於美食的描述，生動得讓人垂涎。法蘭西國家電視二臺有個專題欄目叫做“美食與藝術”，它的專欄作家和編導就是頗具盛名的蘭風（Lafon）。2004年，我曾接受過蘭風的採訪，談的內容就是美食的文化與藝術，所不同的是，在法國只有藝術家這樣一個群體，卻沒有“文人”這樣一種概念。

“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是陸機對王武子誇讚東吳飲食的典故，雖然對“千里”還是“幹裡”，“末下”還是“未下”歷來有著不同的看法，但蓴羹之美，鹽豉之需確為大家所公認，也許遠沒有描繪的那麼美好，只是因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許多普通的飲食和菜餚詩化為美味的藝術和永不消逝的夢。

儒林杏林亦相通——文人與醫藥

中國文人與醫藥歷來有著一種十分特殊的關係，與西方現代醫學學科的獨立性大相徑庭，直至近代，中國傳統醫學也基本上是師徒傳承，家族因襲，甚至自學成才，並無專業的教育體系。在這些形式中，又尤以家族因襲備受推崇，這大約就是《禮記？曲禮下》所謂“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道理。當然，“三世”之說，既是指祖孫父子相承的醫學世家，也或謂自身精通三世之書（即《黃帝內經》、《神農百草經》和《脈訣》）、有學識的醫家。

就術業而言，醫卜星相向為舊時代士林所輕視，畢竟專門從事醫生職業在古代社會屬於下層階級。同時，“醫者意也”，也為中國的傳統醫學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東漢太醫丞郭玉對答和帝，最早提出這一理論，其實是指醫生診治病人時的注意力，而非後世所曲解的“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神秘性。梁啟超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