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一邊積極組織遊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遊行。值得指出的是，

那場遊行的參與者不僅僅是工會成員，還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學生。一個叫“學生勞工行動”

的學生組織尤其配合

SEIU，在校內動員學生並且給校報組織發稿。這個組織幾年前也曾經

為提高校內清潔工的工資而抗議示威過。

出於好奇，後來我跟蹤了相關報道。

在工會、學生的壓力下，哈佛大學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應。9月

25日，坎

布里奇市議會全票透過決議，支援保爾先生的權利主張，呼籲哈佛大學重新僱傭保爾，並且

補償他的工資和醫藥費損失。有立法委員乾脆直接批評哈佛大學“根本沒有實踐它在課堂上

教育學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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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迫於壓力不得不跟

SEIU以及保爾本人展開談判，談判結果是：保爾

10月之後恢

覆上班，過去

4個月的工資以及醫療費用由哈佛補償。可以說，在一個無權無勢的海地清

潔工

PK有錢有勢的哈佛大學的案例中，清潔工保爾取得了勝利。

現在我們來回顧一下保爾之所以取得勝利的幾個“要素”：第一，獨立工會的及時幫助――這

裡說的工會，不是高高在上的、與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門都找不著的工會，而是

“外來民

工”一個電話它就會開始行動的工會；第二，哈佛大學內部學生勞工組織的對外部工會的接

應；以上兩個條件都基於社會群體結社的自由。第三，集會的自由――SEIU組織的幾次遊

行示威對於吸引公眾關注、給哈佛施壓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對勞工呼籲有靈敏反應的地

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個獨立工會和它的結社、集會、言論自由。可以說，不是政府，不是

警察局，不是媒體，不是網民，而是

SEIU這個獨立工會，讓保爾這“四兩”撥動了哈佛這“千

斤”。

與山西黑窯裡那數以百計的奴工相比，一個美國

“民工”的被解僱幾乎可以說是“雞毛蒜皮

”。

既然“雞毛蒜皮

”都可以動員出如此強大的社會組織資源，一個有著強大自組織能力的社會又

怎麼會對“現代奴隸”這樣的滔天罪行坐視不管呢？

其實並不需要等到“驚動黨中央”，並不需要幾百個絕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員，也

並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場經濟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獨立工會……”裡的那

個“如果”。

對於手無寸鐵的弱勢群體來說，最強大的資源就是莫過於自己的組織。弱者需要政府來保護

他們，但是他們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許他們保護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時候社會的這種自組織能力不但沒有得到鼓勵，反而被閹割。民間勞工

NGO

受到打壓、勞工活動帶頭人被捕、民間維權人士被說成是“外國勢力操縱的黑手”、工廠獨立

選舉的工會被破壞等等……當社會的自組織力被政治和資本的力量聯手瓦解，今天出現這樣

的奴工場景難道有什麼可奇怪的？讓一個自由人和一個被五花大綁的人拔河，被綁的人摔得

鼻青臉腫，難道有什麼令人震驚？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社會各界”當初從來不曾為弱勢群

體的結社、集會、言論自由努力、甚至默許對這種努力的打壓，今天我們是否真的有資格感

到憤怒？也許我們更應該感到的是羞恥，而不是憤怒，因為當初的沉默已經使我們不知不覺

成了這個罪行鏈條中的環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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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題到議題

一個社會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並不是每一個問題都會成為政治家面前的議題。比如，中

國的農業稅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