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資治通鑑》時，宰相已沒有座位，只好站在那裡。而最後，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連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樣，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還得準備隨時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國人所陷入的，就是這種畸形的，官越小，尊嚴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沒有尊嚴的傳統。

對專制政體而言，叔孫通先生制定的朝儀，是一種屈辱劑，嚴重地使人權、民主，受到踐踏。

秦王朝統一全國，綜合六個王國的禮儀，選擇其中使君王尊貴、使臣屬卑下的部分，特別儲存。叔孫通制定朝儀，大體上承襲秦王朝的規矩，上自皇帝綽號，下至官位名稱、宮殿名稱，都沒有什麼更改。後來所制定的禮儀規章，跟法律書籍，合併裝訂，由司法機關保管，法官們又不肯外傳，其他官員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內容。

司馬光曰：“禮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個人上：無論動態的或靜態的，都有一定法則，可以遵循；所有行為，都可達到盡善盡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夠分別內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長幼的輩分，劃分清楚，風俗習慣，都會由醜變美。用到國家上：君王和臣屬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順利推動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則封國順服，紀律嚴明；豈只使桌面上和門戶內的小動作，不陷於混亂而已。以劉邦的聰明通達，聽到陸賈的建議，立即接納（陸賈著《新語》，指出窮兵黷武一定滅亡，崇尚禮教一定興盛。每呈閱一篇，劉邦都要誇獎一次。參考前196年）；看到叔孫通的禮儀，嘆息欣賞。然而，劉邦卻不能跟三代君王並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發），由於他學問貧乏。當開國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學派鉅子（大儒）作為助理，他的勳業就不僅僅到此為止。可惜，叔孫通的抱負太小，只偷竊了一點禮教的渣滓，為了因應世俗的要求，謀求君王的恩寵，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禮教，永遠沉淪，不能復興；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揚雄譏諷叔孫通說：從前，魯國（首府曲阜【山東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書上不記載他的姓名。有人問：怎麼才算是‘大’？回答說：叔孫通準備制定政府禮儀，到魯國去請教師，只有兩位請不到。那人說：孔丘周遊列國的本意在此，難道不是？回答說：孔丘周遊列國，是傳授他的學問，貢獻社會。如果放棄自己的立場，去屈從別人，隨俗邀寵，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禮教、有法則，怎能使用？揚雄的話中肯扼要。儒家學派鉅子，豈肯摧毀禮教法則，而只追求一時的表現？”

司馬光的評論，把人引到五里霧端，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更不知道旨在何方。他責備叔孫通的話，尤其使人眼如銅鈴。司馬光說，當時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幫助劉邦建立萬世不朽的勳業。咦，三王（姒、子、姬）時代，“大儒”如雲，萬世勳業何在？即以政權存在長短而論，夏王朝440年，還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謂“篡奪”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斷遷移，好像難民營。周王朝879年，最後兩三百年，連封國都不如。而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加上後來延續的東漢王朝，雖沒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遜色。在儒家系統看來，“大儒”真是活寶，只要他出現，準益壽延年。

事實上“大儒”不在人間，而只在儒家的書本之上。看情形備受揚雄讚揚的那兩位不肯同行的傢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實在使人作嘔。他們認為，音樂禮教，必須高貴品德累積百年，然後才可制定。禮教既如此重要，這百年之間，豈不成了真空？沒有禮教，如何能有高貴品德？如果說沒有禮教，照樣可以培養高貴品德，那禮教豈不是聾子的耳朵，成了多餘之物，還要它幹什麼？

叔孫通曾批評那兩個傢伙：“腐儒，不知道時代不斷在變！”司馬光和揚雄在聽了這兩句話之後，仍要對號入座，為什麼如此冥頑不靈，難以理解。

白登解圍後，劉邦回到長安（陝西省西安市）。蕭何興建的未央宮落成（未央宮在長樂宮之西，相距半公里，方圓四公里），壯麗豪華。劉邦大發脾氣，對蕭何說：“天下紛擾，還沒有平定，我東征西討這麼多年，仍不知道結局是成是敗，你卻蓋這麼奢侈的宮殿？”（劉邦一直沒有安全感，正是謀殺功臣的心理狀態。）蕭何說：“當天下還沒有平定時，宮殿簡陋一點，還可將就。現在，天子以四海為家，假如不夠壯麗豪華，便不能顯示威嚴。另外有層意思，就是使後世感到不必再有什麼增加，也可節省民力。”劉邦才轉為高興。

司馬光曰：“聖賢君王，仁義就是華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