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各自的煩惱。該片演員（非職業演員）演實際生活中的自己。張元稱《兒子》是一部紀實電影。

張元也是個忙人。聯絡採訪中，他曾兩次出國（95年11月6日去夏威夷電影節；11月23日去澳大利亞參加世界紀錄電影研討會），採訪日期因此不斷後延。11月30日接受完採訪後，他又為12月2日去巴黎簽約在做準備。

張元還是一個細心的人。見我為錄音機音量小而發愁，他主動拿出自己的微型話筒接在了我的錄音機上。

汪：你曾說過中國電影最大的問題是虛假，你是什麼時侯開始注意到中國電影的虛假現象的？

張：上學時有個最好的條件，是有機會看到國外最好的紀錄片。中國電影缺少紀錄片的歷史，從49年以後，紀錄片實際上成為一種政治宣傳片的代名詞。一般紀錄片就是國外元首來訪問，新聞簡報式的，不把紀錄片作為一種電影正經東西出現，這樣，電影的記載功能就漸漸給忘卻了。

國外的影片，雖然在語言、故事上與中國電影有差距，但你會發現，那種生活的質感、當時的情境和人物之間的關係是真實的，那麼敏感那麼真實，它來自於什麼地方？來自於生活，來自於生活中潛在的質感。中國影片裡的虛假不僅是文革造成的。文革前和文革中那種假大空的東西，簡直使人忘卻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什麼地方，我們是誰？我們的本質是什麼？第五代電影，在陳凱歌、張藝謀的片子裡，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形態，賦予電影更多的詩意，讓電影承載了很多對歷史的描繪和追憶，那種東西是神話式或寓言式的，比虛假還要可怕，因為它令國人不能面對現實。

我在學校有機會為國外電視臺做短的紀錄片，拍片時我發現生活本身真實的東西在影片裡非常有趣，這種不加修飾的不放進自己意念的自然流露的東西，對我來說更有感染力。所以畢業後拍《媽媽》時由於資金各個方面的限制，選用了一些和劇中人物非常接近的非職業演員表演，甚至用了很多真實母親的採訪。採訪這些母親時，每個母親都流了淚，這不是演員能扮演的，不是劇情能完成的。

感覺到生活質感、原汁原味的東西對我的誘惑，一開始是不自覺的，直到最近這段時間我慢慢發現這完全是我自己的追求。看看這個社會，有多少虛假的東西？我們面臨著那麼大的一個謊言！所以我還要拍紀錄片。

汪：能談談鹿特丹事件嗎？

張：實際上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當時就是很多人去參加電影節，然後回來就聽到了這些訊息。我至今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

汪：聽說當時還有一個新聞釋出會？

張：是嗎？是誰參加的？

汪：說你們都參加了……

張：參加幹嘛？

汪：有200名記者到場……

張：是嗎？（笑）忘了，我經常接受這樣的訪問……真忘了。我覺得這些東西和電影沒有太大的關係。電影所應承擔的責任應該是電影本身能夠決定能夠做到的。我覺得目前我們國家賦予電影的力量、責任、作用太重，對於電影參加電影節，對於電影的審查，對於電影宣傳的東西看得過重，因為電影導演畢竟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拍電影，所能夠完成的就是電影。我覺得電影永遠不是一個宣言。

汪：你可以不關心電影以外的東西，但〃處罰〃名單裡有你的名字……

張：即使這樣，我也覺得沒有關係。因為我們所能承受的就是這些，不管給我們多少不明不白的東西，不管給我們什麼狀態。我們象僧人一樣，一輩子只能念這一個經，只能去做電影，不能幹別的，幹別的不會。你不能用其他方法去反抗，不能用其他方法去解決問題，而且要想拍自己的電影，只有這樣做下去。你沒有別的辦法。你去逃避？你去承擔更多的責任？那就超出了自己的範圍。所以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持拍自己的電影，至於一些冤屈一些不舒服的東西你就自己去承擔吧。

汪：現在去洗印時是否遇到麻煩？

張：應該說是各個地方都有麻煩，可我覺得都問題不大。

汪：是不是幫忙的朋友很多？

張：也不是說朋友多，現在中國比較好的就是一個商業形態出現了。電影洗印廠、電影廠電影裝置的各個方面，他們都知道電影畢竟是電影，再也沒有人去認為電影是一個政治宣言的釋放地。你看看我的電影就可以體會到，裡面包含的僅僅是作為導演的一種個人表達，它絕對不是一個政治宣言，永遠不是一個政治家所能承擔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