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種復分大小。告身本屬唐制，而分成這樣的五種，在唐代卻不經見。告身而外，還有大蟲皮，據上引《蠻書》，有功者始能披大蟲皮。所謂有功，應特指武功而言。以前總以為金銀等告身大蟲皮，是南詔的制度。後來在敦煌千佛洞看到吐蕃時代所繪的壁畫，畫上供養人像附有題名。如（C指張大千所編號，P指伯希和所編號）窟，窟內東壁門南女供養人像第一人題名雲：

夫人蕃任瓜州都督□倉曹參軍金銀間告身大蟲皮康公之女修行穎悟優婆姨如濟（？）弟（？）一心供養

是所謂金銀告身大蟲皮云云，吐蕃也有這種制度。因此南詔的這些部分很可能是閣羅鳳投蕃以後，從吐蕃學來的。而從敦煌千佛洞題名中，並且可以窺知吐蕃的政治制度，同唐朝也有密切的關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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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節：四　論南詔史上的史料問題（1）

四　論南詔史上的史料問題

以上第二、第三兩節所提出的論證，主要的意思在說明以下諸點：

一、民族方面，打算說明所謂東西兩爨以及六詔系出氐、羌。東西兩爨是沿著岷江流域進入雲南東部的氐、羌族；而六詔則是居住於岷山山脈以西逐漸進入雲南環居於大理周圍的氐、羌族。

二、文化方面，打算說明天師道與氐、羌以及南詔的關係，氐族影響在南詔文化中的地位，南詔文化所受吐蕃的影響。至於南詔語言中的北方語系成分，只是提出問題，不敢遽下斷語。

總起來說，從漢朝起一直到元朝，雄長雲南的應該是系出氐、羌的民族。就文化而論，氐族比羌族高，受漢文化的影響也比較深。《後漢書·冉夷傳》說〃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此處之頗知文書，未明其言為知漢族文書，還是指的本族文書。也未說明是夷、是羌、還是氐族的王侯。據上引《魏略·西戎傳》，頗疑所指仍多屬氐族。即在西南各民族中，系出氐族的各族，有相當高的文化。從今天彝族有文字，拿喜族也有文字並相傳文字創於唐朝的例子看來，氐族之有文字，那也是很可能的。古代雲南出於氐族的大理段氏，並且還有系統井然的歷史傳說。茲就此點予以初步分析。

研究南詔的歷史，顯然有來源不同的兩種史料。第一種是漢文史料，現存者有樊綽《蠻書》、《新唐書·南蠻傳》；已佚者有袁滋《雲南記》、韋齊休《雲南行記》、竇滂《雲南別錄》、徐雲虔《南詔錄》、盧攜《雲南事狀》，此外還有韋皋《西南夷事狀》和李德裕《西南備邊錄》。《新唐書·南蠻傳》即綜合諸家之書而成，而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也間引諸家之說，加上《太平御覽》所引，袁滋、韋齊休諸人之作，可以窺見大概。①第二種是從當地人民，特別是所謂白文，翻譯出來的史料。如傳為出自宋人張道宗的《記古滇說》，元李京《雲南志略》，明楊慎《滇記》，蔣彬《南詔源流紀要》，阮元聲《南詔野史》，都可歸入這一個型別裡去。②

第二種史料可以楊慎《滇記》為代表。楊慎在《滇記》的後面說到他的史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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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節：四　論南詔史上的史料問題（2）

〃餘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元峰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義兼眾教，稍為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

據此，《滇記》乃是楊慎根據僰文《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為之轉寫而成的。楊慎根據僰文寫的有關西南民族歷史的書，除《滇記》而外，尚有多至八百餘卷的《西南列國志》。清陳鼎《滇遊記》提到楊慎譯《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的事，他在所著《蛇譜》裡又提到楊慎的《西南列國志》：

越裳氏國有蛇群處穴中，每至春日融和，風光澹盪則出。聚鳴草莽中。或作絲竹聲，或作金石聲，或為擂鼓鳴鑼聲，或為喇叭長號作天鵝聲；簫管瑟琶，百樂畢備，故曰百樂蛇。國人聞其聲大喜，多置酒相賀，謂其年必豐，人無疾厄，蓋瑞蛇也。好事者則攜樽往聽，直作一部鼓吹矣。然蛇畏人，聞人聲輒避去，皆默飲不敢譁。楊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數十年，通彝語，識僰文，乃譯黑新逵《西南列國志》八百餘卷，載蛇狀甚詳。予在大理浪穹何氏見其抄本，惜匆匆北還，不能盡錄其書入中原以為恨。①

楊慎所譯的《西南列國志》以及他寫《滇記》所根據的《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的僰文原本，現在都失傳了。顧祖禹在他的《讀史方輿紀要》裡引了幾條《白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