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洪水被認為是黃河有史以來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積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黃河屢屢潰決改道，除了泥沙淤積經年累月，導致河道抬高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質構造運動導致其所謂“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的特點。黃河在流經河南境內時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長江那樣可以順流而下。這個問題，早在宋代就曾經引起過爭論，清代後期讓黃河改道北流的呼聲也屢屢響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書孫嘉淦曾提出過黃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籌河篇》中再次詳細闡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黃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張。魏源在書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線之可治，十餘歲之不決，尚可遷延日月。今則無歲不潰，無法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書裡講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時間一久，黃河也將自然改道從1841年到1851年黃河出現的四次大範圍的潰決來看，這已經是黃河即將改道的危險訊號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黃河復歸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清廷也就認了黃河改道北行的“命”，並順著黃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修建了黃河兩岸大堤。由此，黃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後，又重新復歸北道。

黃河的改道，可謂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在當時的條件下，黃河無論從山東還是從江蘇入海，都會給當地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從自身利益出發的話，無論是江蘇的老百姓還是山東的老百姓，當然都希望黃河從對方境內入海，正如當時有的官員說的：“東民身被其災，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猶之江南之民萬口一聲，日冀河之北流。”這些省份的地方官為了保全本地民眾，在治理黃河問題的朝議中不得不“以鄰為壑”，由此，黃河改道北流，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民眾慶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東百姓流離失所之時！

從1855年黃河改道北流後，原本由河南、江蘇、安徽和山東四省共同承擔的黃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東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趕上黃河大規模決口，更加重了山東人民的災難。

北洋軍情處關於黃河水災的報告是這麼說的，“大河以北、濟陽以東所有災區，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濟陽桑家渡及東阿高王莊決口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東所有災區，皆六月下旬歷城楊史道口決口為之。其水挾小清河而行，縱橫氾濫”

（二百四十二）由發大水想到的

“各州縣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餘不等，廣自十餘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長自二十餘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水勢甚猛，涸退又遲，即地勢稍高之處，禾稼皆漂沒一空，廬舍亦坍塌殆盡，其民有淹斃者，有疫斃者，有餓斃者，有陷入淤泥而斃者。其幸而未斃者，則自秋徂冬，綿歷數月，大都先淘柳葉以雜糠核而食，繼採麥苗屑棉子以雜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後，田野猶多冰凌，春麥猶未能補種。即東風解凍，可以補種春麥，而麥種亦復難得，麥秋仍無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輒為淚下。此等苦狀，以齊東、高苑、博興為多，齊東一縣又與各縣災區四面毗連，其民尤為困敝”

“黃河漫溢，漂沒田廬、人畜，流亡不可勝計六月二十四日，黃河漫溢於東阿香山之南，茌平適當其衝廬室財產漂沒殆盡，人多巢居

這一句“人多巢居”，就能讓孫綱感受到一種揪心的痛苦。

從後世穿越來的孫綱對大規模的水災並不陌生，電視裡經常有這方面的報導，自己有好多軍隊裡的朋友都參加過抗洪搶險，他本人其實也有這方面的切身感受。

孫綱的家就在江邊，有一次鴨綠江發大水，淹到了市區，水直沒到二樓，在三樓住的他倖免於難，但被大水困在了屋子裡足足有半個月，由於事先沒有任何準備，險些沒餓死，在鄰居的幫助下才度過了難關。

天天只吃一袋泡麵的滋味，他可是深有體會的。

可現在，在這個時代。看著這些觸目驚心的報告，他第一次感覺到了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由於水災造成了當地百姓生活極為可怕地赤貧化。人民流離失所，很多人淪為了乞丐和盜賊，使得山東地區成了中國北方的一個巨大地“火藥桶”（別忘了梁山好漢都是從哪裡來的）。在加上山東是中國的儒教發祥地。西方教會勢力地滲入和當地百姓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激烈衝突，“地方官為保一己之位，袒教而抑民，以至民教相仇，勢成水火”，地方政府官員對民眾地控制能力正變得越來越弱，一旦有個什麼風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