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的高尚讓我氣也喘不過來。這高尚讓我窩囊。

他轉臉看看我，說：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諒解的事，我想你已經得到了我的諒解。

我突然明白我窩囊在哪裡：一個人只小小行了回竊，得到的發落是：“無論你幹了什麼，你都被寬恕了。”這人必定辯解：“可我並沒有犯什麼了不得的罪過，我只是……”裁決者卻說：“不必解釋，我並不需要你的解釋；不管你犯了什麼了不得的罪過，我已經決定寬恕你了。”……於是這個小小行竊的人感到這寬恕太富裕了，太過剩了，太闊大無邊、無所不容，因而也就太不原則，太不分青紅皂白。這個小毛賊幾乎覺得委屈和憤憤不平；這樣的寬容簡直大得包羅永珍、藏汙納垢、不了了之；它的寬宏大量能容得下殺人放火的滔天罪孽，對一個有賊心沒賊膽的人活活是浪費！因而在他領受這份寬恕時，他心裡便嘀嘀咕咕，老大的不服氣；他無以受用這份恩德，卻得領情。而誰能領下這樣一份博大的情分呢？……

我能這樣稀裡糊塗領情嗎？在我被寬恕、被救贖的餘生中，這情分不是鋪天蓋地、天羅地網一樣嗎？……在安德烈離去後的兩天裡，我便是這樣滿心窩囊，又是滿心感恩。我有著一張狗似的尋尋覓覓的臉，走進“測謊實驗室”。我不記得我說了什麼，但我大致清楚我沒說幾句實話。理查·福茨和大臉蛋一塊兒為我送行，祝賀我們之間的合作終於結束。他們沒告訴我測謊的結果，我的多少謊言被識破。也許他們認為我也學過前蘇聯克格勃的“深呼吸反測謊技巧”。總之，他倆把我送進電梯，鬧喳喳的熱情包裹著我。讓我半點也別想看清我的測謊成績。大臉蛋說他買了去中國觀光的團體票，要我介紹幾家好吃便宜又衛生的館子。我滿口答應：“好啊好啊——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把那幾家館子的名宇和地址列下來，寄給你。”

“謝謝，謝謝！”

“哪裡，哪裡。”

便衣福茨是兩個便衣中較為沉靜的。見大臉蛋跟我處得如此難捨難分，他眼裡閃過藍色的輕蔑，意思是我跟大臉蛋戲都過了。

他等我們熱鬧完了，很帥地走上來。他今天穿了件種玉米老農的揹帶褲，卻顯得尤其相宜。

“代我恭賀安德烈·戴維斯。”

“好的。”

“你至少該問問恭賀他什麼。”

“隨便恭賀什麼。”我真正要恭賀的，是你們不再煩我了。把我擱進檔案夾，厚厚實實的真話與謊言，緊挨著賽珍珠、福克納、系主任和劉先生。

“他要出任副大使了。還有，你們的婚禮，我真願意參加。”

“我也願意邀請你。”你可別拿我的話當真。我現在已學會了美國式的熱絡：動作特大，有口無心。

“你真願意邀請我，我一定來。”

“阿書會在那兒。”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沒有突破？顯然有所突破，因為阿書專門打電話給我，要我好好打聽一個聯邦調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幾萬。

“我相信阿書會是個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說。我說：“阿書將會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鬧清阿書是怎麼回事，早著呢。你得先鬧清中國，歷史的現代的；你得鬧清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那可不是你們理解的政治卡通；你還得理解我們這一代，阿書、我、我們。我們生在理想最有生機的年代，卻在理想變成一種懷舊時完成了我們的成長。奧克塔威亞·帕茲說，墨西哥民族的謊言是門藝術。在我們這一族，謊言更像是玩笑；誰開不起這個玩笑，誰就不能進入我們的遊戲。能否進入阿書的豐富多彩的遊戲，能否在其中得當地娛樂，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兩個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門。倆人的單薄襯衣在傑克遜大街的風裡直抖。傑克遜大街的風似乎總比芝加哥其它街道來得大。或許這又是我的謬誤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臉蛋跟我婆婆媽媽地道完別，才走上來。風吹動他火紅的頭髮，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氣概。他一隻手插在揹帶褲兜裡，另一隻手迎著我的手上來。戲沒有過，這是理查的優點。

“保重。”他說。

“你也保重。”

“希望很快能再見到你。”

“最好別‘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麼，明目皓齒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時，我注意力開了小差。我在想他這隻手觸在阿書乳房上，一定蠻不錯。我也許還想到了我們的父母，阿書的、我的、我們的，把我們生到這個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