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彼此並不適合。他認為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於選擇，來日方長，先欠人情則勢必揹負道義的十字架，最後使自己進退失據。想想人生所謂良師益友，雲天高誼，也就莫此為過了。

四

先生學的是美學，講的是文學，到廈大後執教的卻是藝術，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學和雜學。作為學者，他自有《藝術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高頭講章擺在那裡，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還是作家，寫得一手好小說，這卻是大眾不曉的。

那時先生初到廈門，心中耿然還有一些孤憤。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識分子在一個變革時代的失態，寫成了一箇中篇小說《文火慢熬》，甫一發表，就被《中篇小說選刊》拔為頭條。我是深為先生的才氣折服的，那種老到的文筆，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說實話，遠遠勝過許多專業作家。我們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國時代那些學者，能把創作和治學都弄得非常像樣。而先生，正是具備瞭如此的大器。但辭章小道，於他看來，雕蟲而已，偶爾玩玩，只是聊遣雅興。任我如何進言蠱惑，他都只肯稍展鱗爪。後來，他還寫過一箇中篇，名叫《高高的樹上》，也是諷刺當下的學術腐敗，看罷無不拊掌大笑。其實，即使先生今天已經名聞天下，私心裡我還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創作，也必將給這個無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傳世的經典。

大約從94年開始，先生感於商業時代對學術出版的衝擊，開始跳出專業來寫一些平民化的學術隨筆。95年窮愁潦倒的我開始要自謀生路準備當書商，他聽說後，馬上把已經簽約給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部書稿【即後來暢銷不衰的《閒話中國人》】，又要了回來給我，說你拿去做，賺了就給點稿費，賠了就給點樣書。這種古道熱腸，在這個日漸勢利的世界，實在是不復多見。

可是，那時的我於出版還是菜鳥，加上幾個朋友資助的一點錢，捉襟見肘不敢多花。結果為便宜找了個爛印廠，印出來完全是殘次品。印費搭了進去，書卻難於銷售，一本非常好讀的書，卻被我砸在手裡。我深感有負先生美意，他卻沒有半句責言。就是這本當時名為《中國，掀起你的蓋頭來》的書，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這部僅僅流傳了幾千冊的書，今天也該是人們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個有心的編輯讀了這本書，決定重新包裝，我讓出版權，該書當即成為暢銷書而讓別人賺得盆滿缽滿。

先生為了幫我，見我做書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暢銷書授權給我，這就是眼前還在熱銷的《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從這兩部書開始，先生成為了當代最具人氣的思想學術隨筆作家之一。

五

先生是我見過的最博聞強記的人之一，因而談鋒甚健。和他對話，尋章引句，信手拈來，你多半隻有聽的份。關鍵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裝深沉，無論葷素都可以開談。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絕，滿座人都會為之前仰後合。“百家講壇”因是央視欄目，大眾傳媒難免諸多講究――個人演講的真正風采原是不易展現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異軍突起，小露鋒芒便贏得粉絲無數。

先生是重情重義之人，所以走到哪裡都有朋友。95年他回漢，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長劉道玉，這時的劉老已經去職多年，許多舊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卻不敢或忘。想想塵世中的種種緣分，總還是有些彷彿古風的東西，值得我們在心底溫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們出校時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領導，那位爺半真半假地說：你走了，我們還是很惋惜的，還是調回來吧。先生笑著答曰：那我確實有病。

善與人處的人，不一定沒有脾氣。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過一回的――要把長江文藝出版社和一個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該社出了該作者的一本書，其中一些文字，則直接取自先生前幾年的舊著《讀城記》。好玩的是，社裡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師兄，那也就是他的學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寫詩的青年，與我則也算舊交。媒體生怕他們打不起來，希望這個世界多點茶餘飯後的談資，遂幾面撥火，先在輿論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結，後來大家知道我與先生的交情，便託我私下調解。百易兄不用說，本乃他的高足，無辜成了被告，話到禮到即可。海默兄則因在媒體攛掇下，原先說過些傷人的氣話，先生難免不快。我知道勸他莫過於情，他是深諳情理的，於是只在電話裡說――海默跟我一樣，外省人到北京，拖著老婆孩子賣文為生，您要索賠，那就是逼人討飯了。只此一句，先生就動了惻隱。最後只象徵性地要海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