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政治秩序的制度。周初已經出現了“宗子”、“大宗”等名稱。《詩經·大雅·枝》中有：“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大宗”和“宗子”，均指貴族中根據血緣關係對族人擁有管轄和處置權的人。《左傳》所記的周初商朝遺民的“宗氏”和“分族”，有可能就是宗法制度下的血緣團體。

周代《儀禮》和《禮記》，是其宗法內容的完整記載。宗法制度法氏族社會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王族和貴族按血緣關係分配國家權力。周代宗法制度中，將宗族分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稱天子，稱為天下大宗，其餘除嫡長子以外者，稱為別子，被封諸候，稱為小宗。在以別子為始祖的宗族中，別子的繼承人又被稱為大宗。大宗都對別子的所有後裔擁有管轄和處置權。父權家長制家庭，實行“一夫多妻制”，並在諸妻中分別嫡遮。

據《獨斷》（東漢·蔡邕著）記載：“天子後立六宮之別名”為：“三夫人：帝嚳有四婦以象後婦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嚳，正妃又九九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天九嬪。諸候一取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而漢代獨道儒術，董仲舒之“三綱”論中，“夫為妻綱”，這就很明確地表達出，有關妻子對丈夫的“順序卑”，是一種國家的政治制度，而不僅僅是家庭關係中的秩序。

事實上，“家”的概念，在周朝，是一個政治單位。如《孟子·梁惠王下》中所說：“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幹乘之家；幹乘之國弒君者，必百乘之家。”即以戰車的單位為標準來區分家的大小。而有關儒術對以周禮為構建社會秩序的藍本的思想，應該說在漢代是做為國家政治的理論基礎的。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本節中的一些相關問題。

【身逢亂世的貂蟬，獲得的相對自由】

我們可以注意到《三國演義》中司徒王允在自家的後花園牡丹亭畔，遇見家中歌伎貂蟬時的一段對話；“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後園”，“忽間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貂蟬答曰：‘賤妾安敢有私’。此處王司徒口言“賤人”，面貂蟬則自稱：“賤妾”，二人關係，其實如同父女，“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心親女待之。”“妾”仍舊時女子自稱時的謙詞。

古樂府《孔雀東南飛》中即有“妾不堪於驅使，徒留無所施。”之句，清代反清之革命志士黃花碧血黨人“三林”（即林文、林覺民，林尹民、為建立民國而捐軀之黃花崗“三林”英烈之一），在其《與妻書》中，引其妻所言，“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之語，可見有關於退而稱“妾”不稱“妻”之口語背後，尊卑之秩序，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影響，其延續千年而難以禁絕於一時。

兩千多年前的東漢未年，身逢亂世的貂蟬，於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抗，以及農民做為社會低層者的起義反抗中，使那個專制帝國一統的秩序遭到破壞的間隙，被賦予重任，擔當大義，救國於難，在其行為上，必然需要獲得相對的自由。

這種自由不是指其上具體行動中的自由，而是指精神上所需要的那種具有自我覺醒意識的，從原有社會關係所決定的社會地位中得到解脫的，所依靠的精神力量支撐的存在。

【逾越於其低微身份的可能】

貂蟬在那個時代社會秩序的禁錮中，樊籬重重，不僅只是男尊女卑的限制，其身份地位，以歌伎的職業而言，也是社會最底層者。

董卓位居國相，“　……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後漢書·董卓傳》）殺董卓，這應該是需要跨越多等級（至少是需要跨越倫理觀念上的多重等級），所為的一種犯上行為。於此，不是為報“大人恩養，”所能與之相提並論的，而是“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才能使其逾越於其低微身份，勇於其所為。

應該說，對於貂蟬，救國於難之大義，就是那個使其自身個性得到解放的精神力量的支撐。但從另一面看，對於司徒王允而言，則僅只是出自於政治，具體來說，是出自於其所在的官僚集團的利益需要，使用了一種在歷史上貫常使用的陰謀手段，即以所謂“粉脂作甲胃”。

【政治需要的操縱手段】

有一本古代的兵書《六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