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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

作家

前兩天我意外地遇見一位江蘇的青年。她插隊到農村住了九年，後來考上了大學，家裡要她學理工，她說：“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們寫出來；我有許多話要說，我不能全吃在肚子裡。”我找到她的兩個短篇，讀了一遍，寫得不錯。她剛剛參加了江蘇省的青年創作會議。她說，“盡是老一套的話，我們受不了。我說：吃得好，住得好，開這個會不講真話怎麼行！”她和別的幾個青年作家站出來，放了炮。

我在這裡引用的並不是她的原話，但大意不會錯。我和她談得不多，可是她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滿自信，而且很有勇氣。她不是為寫作而寫作，她瞧不起“文學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風向”的“作家”。她腦子裡並沒有資歷、地位、名望等等東西，我在她的眼裡也不過是一個小老頭子。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們昂著頭走上文學的道路，要坐上自己應有的席位。他們坦率、樸素、真誠，毫無等級的觀念，也不懂得“唯唯諾諾”。他們並不要求誰來培養，現實生活培養了他們。可能有人覺得他們“不懂禮貌”，看他們來勢洶洶，彷彿逼著我們讓路。然而說句實話，我喜歡他們，由他們來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這裡並不恰當，決不是我們帶著他們、扶他們緩步前進；應當是他們推開我們，把我們甩在後面。

我決不悲觀。古往今來文學藝術的發展就是這樣地進行的。我也許不夠了解這些新人，但是我欣賞他們。到該讓位的時候，我決不“戀棧”。不過士兵常常死在戰場，我為什麼不可以拿著筆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沒有作品就沒有作家。作家和藝術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而不是活在長官的嘴上。李白、杜甫並不是靠什麼級別或者什麼封號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這些天大家都在談論趙丹的“遺言”。趙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時候，在病床上回顧了三十年來的文藝工作，提出了一些疑問，發表了一些意見。他的確掏出了自己的心。這些疑問和意見是值得認真討論的。希望今後再沒有人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一類的話。

不過，對這一點我倒很樂觀，因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們，他們是不懂得害怕的，他們是在血和火中間鍛煉出來的。

我常說：作家不是溫室裡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學士。作家應當靠自己的作品生活，應當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生活。

作家是戰士，是教員，是工程師，也是探路的人。他們並不是官，但也決不比官低一等。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就是這樣地看待新人的，我熱誠地歡迎他們。

十月十七日

長崎的夢（1）

昨夜我夢見我在長崎。

今年四月訪問日本，我曾要求去廣島。長崎的日程則是主人安排的，我當然滿意。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破壞的城市，我都到過了，在其中生活過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這兩個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強了我對人類前途的信心。對我這是必要的，我的腦子裡裝滿了揹著弟弟找尋母親的少年、銀行門前石頭上遺留的人影這一類的慘象，和數不清的慘痛的故事我必須消除它們。不需要空話，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現代化城市的強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問題：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謹慎，到了廣島和長崎，他特別擔心，惟恐我們中間誰多講一句話會得罪別人。我尊重他的意見，努力做到不使他為難。對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難的時候，他關心過我；在“四人幫”下臺半年後，我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他出來替我講話，說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見面。後來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發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來上海，要見我，約好我到錦江飯店去找他。因為我是“一般人”，服務處不讓上樓進他的房間，他下來交涉也沒有用，我們只好在底層談了一會。我告辭出來，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電車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動，我們社會中這樣嚴格的等級觀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過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訪問日本，曾在他的陽光明媚的小園裡度過一個愉快的上午。這次一到東京我便要求登門拜訪。聽說他身體不適，不能見客。我沒有想到我們一到長崎，剛剛在和平公園內獻了花，到了國際文化會館就接到東京的電話：土岐先生逝世了。沒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沒有能在他的靈前獻一束花，我感到遺憾，彷彿有一個聲音一直在責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