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受辱；今天聽說這個朋友捱打，明天聽說那個朋友失蹤。人們正在想出種種方法殘害同類。為了逃避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過死的秘密。我能夠活到現在，原因很多，可以說我沒有勇氣，也可以說我很有勇氣。那個時候活著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紅寶書”一手拿銅頭皮帶的紅衛兵和背誦“最高指示”動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還在我的噩夢中出現。那麼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說：“沒什麼可怕的了。”

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裡的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個講話的人。我提倡講真話，倒是他在病榻上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經失去它一切殘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腳步緩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說，我要和死神賽跑。

然而我和他一樣，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滿對祖國人民的熱愛和對文藝事業的信心。工作了幾十年，在閉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這樣一件事：讀者，後代，幾十年、幾百年後的年輕人將怎樣論斷我呢？

他們決不會容忍一個說假話的騙子。

那麼讓我坦率地承認我同意趙丹同志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十月十四日

究竟屬於誰

讀了趙丹同志的“遺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談會上，我發言不贊成領導同志隨意批評一部作品，主張聽取多數讀者的意見，我最後說：“應當把文藝交給人民。”講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來說，我的原意是“應當把文藝交還給人民。”即使這樣，我仍然感到緊張。報紙發表了我的講話摘要。我從此背上一個包袱。運動一來，我就要自我檢討這個“反黨”言論。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狀態很不正常。倘使有人問我錯誤在哪裡，我也講不清楚。但是沒有人以為我不錯。我的錯誤多著呢！反對“有啥吃啥”，替美國作家法斯特“開脫”，主張“獨立思考”，要求創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擔心，對我沒有好感的人忙著準備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乾乾淨淨。你說寫十三年也好，他說寫技術革新也好，你說文藝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也好，他說英雄人物不能有缺點也好，我一律點頭。但是更大的運動一來我仍然變成了“牛鬼蛇神”，受盡折磨。張春橋惡狠狠地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他又說：“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夠寫文章嗎？”

其實不僅是在“文革”期間，五十年代中期張春橋就在上海“領導”文藝、“管”文藝了。姚文元也是那個時候在上海培養出來的。趙丹同志說：“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當時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領導作家“寫十三年”、領導演員“演十三年”。這些人振振有辭、洋洋得意，經常發號施令，在大小會上點名訓人，彷彿真理就在他們的手裡，文藝便是他們的私產，演員、作家都是他們的奴僕。儘管我的記憶力大大衰退，但是這個慘痛的教訓我還不曾忘記。儘管我已經喪失獨立思考，但是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僕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僕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張春橋、姚文元就要給押上法庭受審判了，他們會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他們散佈的極左思潮和奇談怪論是不會在特別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就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隨意點名訓斥。

文藝究竟屬於誰？當然屬於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的詩歸誰所有？當然歸人民。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誰的財產？當然是人民的。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只有那些用謊言編造的作品才不屬於人民。人民不要它們！

這是最淺顯的常識，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顧過去，我不但憐憫自己，還輕視自己，我奇怪我怎麼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