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人士說了很多。電影的題材一直都很廣泛，就看怎麼拍。當然也包括“性”的這部分。但我並不認同中國電影即使合法地“涉性”就能繁榮起來。

陸川：中國電影的分級制度，實際上是關於政治的一場博弈。博弈的雙方都心照不宣地用性來作為一個幌子。實際跟性沒有太大關係。實際上雙方要解決的是一箇中國電影產品題材的全面解禁問題。這裡面的核心是對於文化的，甚至是思想的全面解禁問題。所以性，實在是一個幌子。在中國我覺得電影審查現在還不是完全針對未成年人，也不是關於性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荊歌：但是性這個幌子確實惹眼啊。“少兒不宜”早已是一個天大的理由，並且深入人心。要禁一部片子，裸露鏡頭過多，或者吻戲床戲太過分，理由就足夠了。至於其他，我們不好說。你在電影上脫，脫多少，脫到多少程度，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所以關於電影裡的性，我認為要立法不難。可以露幾點，什麼樣的動作是不被允許的，這些都可以有非常具體的規定，可以拿尺子量。問題是這樣一來，其他較為模糊的東西，一下子就擺到我們面前了。我們無法解決它。所以，還是擴充套件保護帶，始終讓性與暴力站在前沿，這樣就給禁與不禁在操作上留下長袖善舞的空間。

阿贊：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改革是疇形發展的，權力和法律是脫節的，甚至法律是為權力服務的。

陸川：當然分級和電影審查在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針對未成年人的。對於成年人，他們應該有權利選擇自己希望觀賞的電影的權利，這個權利應該回歸個人，而不是在某一級政府機構。不應該是政府機構為成年人選擇電影題材和型別。我理解的電影審查，應該是從道德的尺度來劃分，而不是從政治的尺度。

王小帥：我的理解分級，是一種從人的制度向法的制度轉化的東西。有了一個明確的細化的格式化的標準以後，很多事情才變得清晰。無論哪級，哪部門的領導，無論男女，老幼的領導，都不能用自己的喜好來決定一部藝術作品的命運。從希望到結果可能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我感到現在很多事情都在改變。而這種改變是真正讓人欣喜的，比如最近有說到以後警察不能隨便檢查一個公民的身份證了，說不能，實際是他無權力這樣做。這樣的變化的意義我以為遠遠大於物質層面進步所帶來的國家的變化。

荊歌：小帥的電影也可以在國內公開上映了，這確實是一種進步。但是，從前你不能公映的電影，像《十七歲的單車》，似乎也並不是因為涉性而被禁的呀。這裡面情況還是比較複雜。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立法，有法就有序，哪些是可以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哪些又是在一定範圍內被允許的，這樣電影人也就不至於無所適從。

阿贊：對於分級，首先，我期待！其次，我懷疑。最後，我無奈——荊歌：我理解阿讚的無奈。你的新片不就是遭遇到宣傳部門審查的尷尬嗎？無法可依，沒有尺子度量，領導就是尺子，這事兒總是麻煩。

劉冰鑑：在我的電影裡，沒有什麼是不是禁區可言。只有我要拍的電影藝術品質是否達到了我的藝術理想。是否用影像的方式真正對人有更多的關注和更多的發現，雖然這個工作過程很艱難，我認為很有意義，對我來說任何所謂禁區的束縛都不存在。

王小帥：有一個情況發生在我家。我把一些碟片給我也是從事文藝的父親看。他一直有一個在看過的東西上打記號的習慣，表示對這個東西的認同度。結果是，我認為的所謂有看頭的東西他都打著普通或不好的記號。這個東西我也基本得出上訴的結論，即人人都有他比較自我的審美標準。我在這時採取的態度一般是不說話或不爭論，因為不會有結果。在家裡還好，重要的議題不是這個，而是吃喝拉撒。把它擴大就有點問題了。因為人們習慣凡事有一個標準，特別是對掌握話語權的人，就像度量衡。從上面講的情況看，給形而上的事做度量衡就很難。外國看來也遇到這樣的問題，所以他們發明了分級這個辦法。我想到了“拿來主義”這個說法。就目前我們的情況看，各行各業已經運用這個說法多時了，表面情況並沒有太壞。股票是最典型的例子。那麼，電影事業，或更時髦的說法電影企業是不是真的也可以運用這個理論了。要不然大家搞電影工作的人老搞不好本行實在有點說不過去了。

荊歌：小帥的爸爸在家裡充當了電影審查官的角色。好在你似乎也並不聽他的。要是他掌握著你拍電影的生殺大權，那你就會對他碟片上所打的記號感到膽戰心驚。

陸川：客觀地說，憑良心說，我覺得電影管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