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的官員們的確在努力推進電影審查制度的改革。不管現在的改革步伐是否和中國電影行業內的從業人員的呼聲是否完全合拍，應該說改變的變化是明顯的，結果也是明顯的。我覺得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令人尊敬的努力。第六代集體的迴歸，一批有批判精神的電影順利透過，商業影片的興盛，都是這些改革的結果。我的電影是改革的利益獲得者，《尋槍》的審查和《可可西里》的審查完全是不一樣的。《尋槍》劇本就審查了整整兩年，但是《可可西里》僅僅是一頁紙的大綱，完成片也是一次透過。

荊歌：陸川所說的，是不是存在“客大欺店，店大欺客”的現象呀。拍《尋槍》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客人，所以費事些。現在你牛了呀！要是張藝謀的片子，只要沒有反黨內容，只要沒有過分的性，一般來說就不會被卡吧？所以說到底，還是要呼喚立法。比方性，究竟可以有一個什麼樣的尺度。要給所有的電影人以公平。要讓人人都紅燈停綠燈行。

說到電影中涉性，我想我們再來談一談。作家葉兆言曾說：“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性永遠不應該是個寫不寫的問題，而只是一個寫好和沒寫好的問題。”那麼對於電影來說，表現性，是否也有如此必要呢？

劉冰鑑：電影和小說都是一回事。都是關注人。性是人類本質的一個構成。如果它的缺席，那作品中的人肯定不是作為人存在的。

阿贊：我們的電影制度對追求幸福的人是（表層）肯定的，但對追求“性”福的人是隱晦的，甚至是牴觸的，反對的。被劃定為不道德的人。整體的社會道德風尚觀念是虛偽的，落後的，不一致的。

荊歌：分級之後，中國電影對“性”的表現，會開放到什麼程度？是否與國外電影具有同樣的自由度了呢？

劉冰鑑：不會這麼簡單吧。這個很難預料，第一步還沒走出來，很難判定。尤其在中國。況且電影是這樣一個靠大家感受的東西，人人都有自己的接受尺度。這種自由度我想對於中國來說還沒有那麼大。就是分級制每個國家制定的標準也有些不同。

陸川：電影審查每個國家都有，但是在題材上的限制，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可能是比較嚴厲的。開放題材，這也是我們電影行業中從業人員呼聲最為強烈的，我們的要求其實並不過分，就是希望能夠按照進口大片的尺度，來對待我們國產影片。也就是說，如果一類進口大片的題材可以在中國院線上映，那麼中國電影工業應該也可以拍攝類似題材。但是現在連這一點要求也做不到。

荊歌：甚至有時候表現“性”，也成了外國人的專利似的。中國人不要性嗎？中國人不要探討性嗎？中國電影就不能堂而皇之地關注性嗎？作為導演，你們是否覺得，當“性”成為一個禁區的時候，你的藝術才華和藝術理想，就無法施展和實現了？

劉冰鑑：對我來說，電影表現的空間非常大。雖然受制於工業化生產這樣的一個製造過程，但在我看來今天的影像世界卻是更加自由和豐富了，各種介質的影像早已在我們的視覺範圍裡出現了。我自己的三部電影《硯床》、《男男女女》、《哭泣的女人》都從不同的角度描寫了性，電影的主題也是關於性。而且我今後的電影會是這樣走下去。對於一個電影導演來說，就看你怎樣的角度什麼樣的方法來面對要說的故事和人。我思考更多的是世界第一部電影在100年前的《火車進站》，影像的魅力吸引了全世界的人，那麼今天的影像觀念能否會有革命性的再一次呈現出來。中國不需要生產一批電影垃圾。

王小帥：我拿家裡說事。兒子天冉四歲，對好看的東西跟他媽媽驚人地一致，跟我相去有點不遠不近，他媽媽就很是得意。我倒不沮喪，雖然常常是少數派。這個話題說明的是，既不能證明兒子天生對美的識別就是正確的（雖然有他媽媽而成為了多數派），也不能因為我是少數就決定了我對美判斷就是錯的（如果努力我可能也可以拉到同盟者）。同時也不能因為我是老大就斷然否定兒子。更不能因為自己的自尊心問題就剝奪他識美的權利。所以在家裡這個小小的範疇裡，可以初步嘗試人人都有審美權或履行人人生來平等這個議題。這個議題如果擴大開來，情況就會變得複雜得多。數學就好辦很多。如果他把七加一說成了九，我和他媽媽就比較容易結成同盟來剝奪他對這道題的解釋權。這進一步說明，對相對抽象的美醜的認識，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很難，或直接說不適合由某個或幾個人來定論。（不排除評論或攻擊，但無權剝奪它的存在的權利）就算他們掌握大部分的話語權。

陸川：受前蘇聯的影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