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狀態。銀行休假日是對由羅斯福關於美元貶值的無拘束的講話引起的問題以及聯邦儲備體系的聯邦結構的壓力的笨拙反應，但這同時也說明了銀行體系無力解決大蕭條帶來的金融壓力。

如果經濟繼續衰退，那麼銀行休假日就成為當時最糟糕的危機。但是，當羅斯福公開了自己的新政策，並實施他曾威脅說過的美元貶值時，經濟復甦開始了。因此銀行休假日成為經濟復甦的分水嶺。它甚至被視為經濟復甦的第一步、汙濁空氣的清新劑、銀行體系的清潔劑。

這種浪漫的觀點是錯誤的。銀行休假日本身仍舊是大蕭條所帶來弊病的另一個症狀。它是孤注一擲的賭注，以換取時間思考新政府的角色。因此銀行休假日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而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是銀行休假期間和之後所獲得的喘息時間是有用的，如上所述，獲得了釋出和執行新的宏觀政策的時間。新政策中核心的一個部分就是改革銀行體系。1933年6月，國會透過並由羅斯福總統簽署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高爾法》，也就是著名的《1933年銀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

《格拉斯斯蒂高爾法》的目標在於降低銀行體系的不穩定。為此，它不允許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聯合，而這種聯合正是大蕭條之前大型銀行的特徵。人們將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分開，原因之一就在於認為銀行在證券市場中的活動加劇了銀行在近幾年經濟衰退中的脆弱性。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但似乎又是錯誤的。在經濟衰退中，那些具有證券部門的銀行實際上經營得要比其他銀行好。

從最近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雖然當時看起來並不是那樣的。一項金融資產組合的收益是由每項資產價格的變化以及不同資產價格變動之間的關聯性決定的。如果所有資產的價格按同方向一起變動，那麼資產組合的價格也按照同方向變動。但是，如果每一個資產的價格變動是獨立的，那麼資產組合的價格變動將小於甚至大大小於資產組合中任何一個資產的價格變動。每項資產都可以作為彼此的屏障，即使在股票價格下跌的20世紀30年代早期，股票市場的運動和金融問題也沒有密切的聯絡。結果，綜合銀行相對於非綜合銀行而言，面臨銀行危機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將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分開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了降低“貨幣托拉斯”的作用力。由國會議員皮卡拉（Picara）主持的關於銀行業務的聽證會揭露了銀行的一些弊病：銀行家的高傲自大，另外，一些銀行合謀對付人們。透過銀行的分支機構［最早是20世紀20年代由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勝任］出售證券的能力，擴大了“貨幣托拉斯”的財力來源。議會傾向於減少資金的來源，從而降低投資銀行家的實力。

“貨幣托拉斯”對後來的調查者而言，顯得比較難以理解。投資銀行家肯定是那些富有的人。他們對大多數人都沒什麼用，尤其是對國會議員。他們有著來源於銀行服務的頗豐的收入。但是他們的付出僅僅是問題的一部分，剩下需要探討的是，透過這些投資銀行家的服務，我們的狀況是變得更好了還是更壞了呢？皮卡拉僅僅注意到壟斷利潤的可能性，歷史學家也在探尋強大的綜合銀行對經濟的有利之處，然而並沒有新的理論出現來澄清這點：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的工業發展主要被認為得益於它們的綜合銀行，這兩個案例是具有啟發性的。

除了將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分離，《格拉斯斯蒂高爾法》出臺了聯邦存款保險制。這個法案要求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這可以保證在聯邦儲備體系下的各個成員銀行的存款。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最初準備於1934年成立，但是最終於1935年7月1日成立，推遲了一年。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一次新政（2）

聯邦存款保險制確立後，並沒有立即產生影響。儘管它是在大蕭條中宣佈的，但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直到貨幣貶值出現並恢復後，才開始運營。

從更長遠來說，存款保險制明顯地提高了銀行系統的穩定性，它阻止了這類累積性銀行業務的運營，這類累積性銀行業務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頗為流行。對單一銀行的擔心導致存款人在銀行破產前產生擠兌，並且存款人難以收回自己的存款。問題銀行收回它們的未償還的貸款，並且向其他銀行借款，來獲取儲備支付存款人。那些貸款的持有者就會去銀行取回資金，這種行為傳播了恐慌。之前做得比較好的銀行也會發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