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命令禁止非官方的黃金出口。於是，美元脫離官方價格，開始下跌。直到7月份，美元價格穩定地下跌，到那時美元價格相對於英鎊已經下跌了30％～45％。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已經指出貨幣貶值不僅具有最佳化貿易條件的效果，而且解放了美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以促進經濟擴張。如果選擇了合適的時機，那麼貨幣貶值政策不見得就是以鄰為壑（beggar　thy　neighbor）的政策。如果所有的國家都實行貨幣貶值政策，那麼貨幣和財政政策將使全世界的情況變得更好。到1933年時，除了金本位集團的頑固成員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實行了貨幣貶值，經濟開始復甦了。

毫無疑問，羅斯福在政策方面的變化是清晰的，並非市場壓力迫使美國進行貨幣貶值。儘管紐約聯儲面臨過短暫的壓力，但美國持有全世界1/3的黃金儲備，擁有長期的對外貿易盈餘，並在諸如汽車、電冰箱、紡織機械和其他耐用消費品方面的世界貿易具有統治地位。貨幣貶值純粹是一種似乎沒有先例的戰略決策。傳統的金融觀點承認這一點，並予以譴責。參議員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稱之為“國家批判”的行為。大通國家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的新主席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Winthrop　Aldrich）認為貨幣貶值是一個“具有極大破壞性的經濟毀滅行為”。

貨幣貶值僅僅是具有多面性的新政策體系的一個方面而已。在羅斯福的第一個百日新政裡，胡佛消極的通貨緊縮政策被積極的、國家干預主義的、擴張的方法所取代。新政因為其內在的矛盾而廣受批評。然而，該政策具有穩定的擴張傾向，這使其明顯不同於胡佛政府的政策。

邁向和諧的貨幣政策的重要一步就是尤金·邁耶（Eugene　Meyer）辭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一職。邁耶是一個正統的華爾街金融家，他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傾向。取代他的是尤金·布萊克（Eugene　Black），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的總裁，人們抱怨他屈從於政府當局的意願。美聯儲在4月份和5月份降低了貼現率，從降到，而且美聯儲持有的美國國庫券在4月到10月間從18億美元增加到24億美元。由貨幣貶值開始的貨幣政策體系變化被聯邦儲備體系的改革擴大了，而這些改革引發了被當時的觀察家稱之為新的貨幣政策體系的出現。

貨幣貶值受到了廣泛的支援，雖然（正如我們所見）並非是全面的支援。摩根（　Morgan）告訴記者，“我歡迎報道的總統和財政部長要採取黃金出口禁運的行動。”凱恩斯這樣建議一個客戶，“羅斯福總統所採取的行動計劃認真地看，不僅是美國，而且是全世界經濟復甦的手段……它是激烈的政策，產生的結果將以更為良好的行為改變潮流的方向。”國會輕易地就透過了新政的各項措施。商業界和農業團體歡迎“通貨再膨脹”的可能性。

羅斯福的新政策體系產生了直接的反應。隨著美元價格的下跌，股市上漲了，這意味著商業界樂意接受新的政策體系。股票價格從1932年的低點開始反彈，到1933年第二個季度幾乎翻了一番。同時，農產品價格——或者至少諸如棉花和穀物這樣的在國際市場上交易的產品的價格——急劇上漲。

然而，復甦不是瞬間的。變化的方向已經反轉過來，人們已經不再預期通貨緊縮，而商業仍舊很糟糕，並且失業率也維持在高水平。國民生產總值在1933年後快速增長。孤立地看，經濟復甦似乎是強勁的，但失業率在1940年以前一直保持在15％以上，所以，美國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都“處於蕭條中”。

儘管羅斯福政府採取了大量的真正的反蕭條行動，但美國仍處於蕭條中。新政，就像羅斯福所稱的那樣，是一項多方面的行動，它幾乎深入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儘管新政改變了美國政府和美國人的生活，但它並沒有導致全面復甦的出現。

第一次新政（1）

新政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銀行體系的改革、增強政府對生產的控制、開始建立社會“安全網”。前兩項都始於著名的1933年“百日新政”。　1933年第二季度，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大量的法案，這些法案開啟了經濟復甦，並重塑了美國經濟。建立社會“安全網”的工作則在羅斯福的第二個任期開始。“第二次新政”則致力於將經濟復甦帶來的好處擴大到整個社會。

當羅斯福就任總統時，美國的金融體系已經陷入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