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它只是存在著；就如同那些反人性的荒謬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存在著一樣。他的小說以一種文化與人性對峙的格局，表明著對性文化困惑的精神超越：人越想證明什麼，越不能證明什麼，人的道德自律在於要正視自己的純粹、自然和真誠。

小說對倆人性關係的描寫，細緻到雙方微妙的心理感覺。但是從閱讀效應看，絕沒有閱讀《金瓶梅》時那種心理的反感，而是一種自然的生命體驗的美感。性在文學作品中從來是遮遮掩掩，欲蓋彌彰，讓讀者以意會代替直接的閱讀。這都是出自於對性的羞恥心。

羞和恥是體現在人的心理層面的文化因素。最初，當人質樸地將性與人的其他需要處於同等位置時，人並沒有什麼羞恥感。進入文明社會以後，特別是財產式婚姻以雙方互相佔有的方式出現時，兩性關係便成為排他性的私情。事實上，人類的兩性關係以婚姻形式出現以後，一般都是以男性個體對女性個體的獨佔為特徵。生理的獨佔要求相應的倫理秩序和心理導向，就需要把性負面化、隱秘化、私有化，於是形成了羞恥心文化。文明史同時就是羞恥心文化史。排他性越強羞恥心就越強。否定人性感區的暴露，否定從性行為中獲得感官和心理的快樂，否定正常異性之間的交流，否定富有性感的服飾，這都是而後形成的倫理和心理定勢。對它的約束性愈強，對它的負面價值的確定就愈強。在男權統治的生活世界中，羞恥心多賦予了女性。在男性創造的女性中，女性的羞恥心越強越好。羞恥心導致“抑制效應”。那麼，即使在夫妻之間由於這種心理作用，性生活也不會是舒展、平等、自由的。不同程度的壓抑是避免不了的。以往的文學多回避寫性，自然是這種羞恥心文化使然。當然，也有人躲躲閃閃地寫它；也有人放肆地寫它，而當放肆與猥褻並存時，還是羞恥心文化的變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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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黃金時代》/邢小群（2）

中國文學超越羞恥心文化也只能出現在20世紀的今天。《黃金時代》就是一次超越。勞倫斯將性的負面變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並將他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性關係，以浪漫的詩化來表現。《黃金時代》則在對以往道貌岸然的反諷中，將性價值中立化，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當然不意味與作家角色的複合，但觀念是一致的。當“我”不承認人們給性施加的醜惡時，敘述起來就十分隨意而平淡。我們閱讀時的心理體驗也隨之濾去了那些故弄玄虛的羞恥色彩而淨化了。在淨化中理解兩性關係的意義，於平淡之中體味到感人的溫情，人性之美自然溢位。王二寫交代材料，如何細緻具體都過不了關，或者說都難以填平看材料人慾壑之心。但陳清揚只寫了一次，檢查便結束了。因為她寫了自己的真情，寫了因愛和喜歡產生的最真實的心理。所以陳清揚說：“承認了這個，就等於承認了一切罪孽。”這“罪孽”便是人性中最動人的一面，恰恰是它使那些心懷叵測的人無地自容，自慚形穢。在小說主人公看來，人們認為最為羞恥、最該隱諱的東西，恰恰是最不值得以為恥、去隱諱的東西；別人以為是私情，“我”卻以為那是人所共有的尋常事，所以“我”敘述它就像公眾事物一樣；而恰恰小說不得不流露出的感情，才是每個具體人的私性，才是最為個性化的東西。作家若有羞澀也當在這裡，因為他總在揣測讀者是否理解它。這是小說全篇的一個亮點。它讓我們看到對羞恥心文化的超越是在什麼樣的人生境界上實現的。

超越了羞恥心，也就超越了“性溝”。把男女放在同等意義的人的位置上，去理解，去體驗把握，由不平等意識造成的性溝就不存在了。王二和陳清揚的關係揭示了，兩個人的性關係可以有不同的心理要求，但是兩人都是自主的、自由的、個性的。他們精神上是平等的。無論是為了友誼還是為了需要，傳統的所屬性的性道德在這裡已無能為力了。

困惑、羞恥心、性溝都是在價值取捨中產生的。20世紀的文化思潮為我們提供了多元價值參照及終極價值消解的認識觀。如果不去進行唯一價值的選擇，就會邁上超越困惑、羞恥心、性溝的一個新的精神層次。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所顯示的超越，恰恰是價值的超越。從它價值中立化的敘述格調看，性的美與醜都是文化的價值觀使然，而對人來說最為合理的常態為什麼不讓它自自然然存在著呢？

總之，觀念的不同，帶給了小說一種全新的敘述和閱讀時的全新感受。這當是文學中性表現值得十分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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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時期的心理分析/艾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