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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革命與戀愛這兩個母題常常分不開，甚至，像一對感情不好的夫妻，互不討好又合法地同居在一起。於是當批評革命文學的公式化現象時，產生了“革命加戀愛”這個貶義的批評術語，而在50年代的革命文學中，又出現了“志同道合”或“人性論”兩種表現模式。雖然時代有別，但在有一點上是不約而同的，即在三四十年代及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戀愛中，戀愛本身，均不涉及性。所以無論志同還是志不同，愛本身是帶情慾色彩的，它或可稱之為意志之愛或意念之愛，總之，愛的核心以思想、觀念為主。這可以舉王蒙小說中一首情詩為例，這詩的題名就叫：《給我一點意見吧》。當然，這也不是說，寫實派作家王蒙在這方面胡編亂造，相反，我倒趨向於相信，五六十年代的人們就是這樣戀愛、這樣看待戀愛的。這也合於偉大領袖的教導：世界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大家都在有緣有故、思想緣故上做文章，這樣，革命文學中的愛可能成為思想鬥爭、###的擴大、延展、繼續，並且基本上不涉及性慾。這種無性之愛與恨氾濫於革命文學，也就不足為怪了。在新時期文學中，張賢亮的作品以其對性的大膽描寫首先在這一題材疆域開啟缺口，引人注目，正是他把這個一直不為人正視的東西，人的本能，人身體所強烈感到的飢渴——食物與性，引入了作品。張賢亮把革命加戀愛中的戀愛行為變成了有性的行為，這戀情才算多少走出了意志、意念的聖殿，帶上了心靈與肉體的雙重色彩。

但是王小波仍不屬於這個經過革新了的敘事傳統。出生於書香門第，成長於###年代恢復高考後就學於商品學系，後又到美國留學，拿到文科碩士學位，他的經歷顯得雜亂無章，略為顯得雜而不亂的則是，當他年近不惑重新開始小說創作時，始終把我們經歷過的那個時代——它被叫做革命、在我們已往的意識及其文學中——把似乎已成為逝水流年的革命時代，作為一個基本的敘事母題。只不過，作為定義，王小波寧願向一個西方傳統認同，這正如他的自述所說：“1980年，我在大學裡讀到了喬治·奧維爾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歷。這本書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並稱反面烏托邦三部曲，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了。”在西方文學中，烏托邦曾經是《理想國》，是《太陽城》，這些代表了人類的理想與完美之追求的作品要算正面烏托邦，但是在20世紀，反面烏托邦作家描寫的是一切都按完美的模式鑄造出來卻完美得讓人受不了的地方，因為它的完美，人不再成其為人，而成為《動物農莊》裡的羊群。反面烏托邦影射了20世紀一種特殊的社會機制，20世紀以前的人沒有感受過它，也就沒法想象出這麼一種文學意象來。而不管反面和正面，烏托邦本意是空想，就是說它是與現實對立的，不現實的東西。而我們現在居然經歷了作為歷史的烏托邦，所有世界上通用的語彙難免都分錯了位，正像指驢為馬、指東向西、一切都亂了分寸。那是怎樣一種情景？你又如何去分辨這個革命時代有多少可取之處，多少不可取之處，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還是五五開？不，王小波根本就不上這條分清主流與支流的習慣軌道，他就照烏托邦本來的面目去寫，照它本來的真幻不清、混沌混亂、照它的語言、語義、邏輯、心理的悖論面目來寫。這裡有的不是是非，而是一種全體荒謬，從前提到一切具體結論、細微末節的荒謬，但不是西方現代派作品中的無理性荒謬，而是有理性的，所有的荒謬背後都有一整本革命時期的邏輯推理。

這樣，王小波就在《黃金時代》之後，寫下《革命時期的愛情》，探討Xing愛這個問題。小說主人公還是叫王二（王小波小說中許多敘事者共有這個符號性質的名字），這回的王二除了長相兇惡醜陋、個子小、毛髮重之外，像其他王二，也像西方黑色幽默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樣，是個非英雄的小人物。時值70年代，王二，是北京某豆腐廠的小工人，被疑為廠廁所淫畫的作者，這樣，由於這個懷疑（恰巧他是個繪畫愛好者）他就陷進了一個自己沒法兒選擇又沒法兒逃脫的迷宮了（迷宮是王小波小說主人公的基本命運和處境）。在他面前，受到懷疑而被朋友掏兜、發現被掏兜而出手打人、因打人要被治罪送去勞教、因害怕勞教而老實接受團支書×海鷹的幫教、接受幫教後屁股生了痔瘡、交代自己1967年參與派仗與姓顏色的大學生戀愛……這些個圈圈套套一環套一環把王二繞了個結實；情節就在這一邊結套一邊解套的同時、迴環往復、曲曲折折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