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htk�nnen），而是法律限制，不得為（Nichtdürfen）參閱G。　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ffentlichen　Rechts；　2　Aufl。；　1919；　S。　46　ff。尤其S。　48。。這樣，命令的人本來只有權利，現在便負一種依法行使權利的義務。服從的人本來只負義務，現在也有一種無須服從違法的命令的權利。權力受了法律的限制，變為“許可權”，從而個人之服從權力，亦由權力之發動侷限於法律所允許，而變成服從法律G。　Jellinek；　a。　a。　O。　S。　194　ff。　S。　197。。法律為命令者及服從者共同遵守的規範，因之，“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以功受賞，臣不德君”（《韓非子》第三十三篇《外儲說左下》）。此即慎子所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鉤策為過於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窮，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怨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慎子·君人》）

但是緊箍兒不是孫行者自己製造，而是如來製成之後，經過觀世音菩薩交給唐僧，而戴在孫行者頭上的。韓非慎子固然主張法治，現在試問此種法律由誰制定呢？照韓非說：“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多。”（《韓非子》第四十篇《難勢》）而人類又有利己之心，“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韓非子》第十七篇《備內》）。人之情性如此，人主自亦不能例外。倘法律是由人主制定，則人主將依自己的利害，隨時改變法律。“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韓非子》第四十三篇《定法》）。此乃必然之勢，無可避免。商鞅說：“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商君書》第十八篇《畫策》）但是法之不行，往往是自上犯之，如何防止人主不至犯法，吾國法家對這問題，常避而不說，所以他們雖然主張法治，而他們所謂的法治乃無法使之實現。

歐洲的政治思想對這問題，確比吾國進步。孟德斯鳩說：“依吾人日常經驗，凡有權力的人往往濫用其權力。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只有用權力以制止權力。”F。　W。　Coker；　Readings　in　Petitical　Philosophy；　1938；　p。　618。孟氏對於人性既同吾國法家一樣，不予信任，故其結果，亦主張法治而反對人治。美國製定憲法之時，受了孟氏思想的影響，分權主義成為當時政治家的信條。他們也同孟氏一樣，對於人性有不信任之心。哲斐孫（T。　Jefferson）說：“信任我們的代表，忘記了我們權利的安全問題，這是危險的事。信任（confidence）是專制之母。自由政府絕不是建設於信任之上，而是建設於猜疑（jealousy）之上。我們用限制政權（Limited　constitution）以拘束我們託其行使權力的人，這不是由於信任，而是由於猜疑。我們憲法不過確定我們信任的限界。是故關於權力之行使，我們對人不要表示信任。我們須用憲法之鎖，拘束人們，使其不能做違法的事。”引自B。　F。　Wright；　A　Source　Book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929；　p。　227。馬的遜（J。　Madison）亦說：“人類若是天使，不需要政府。天使若統治人類，沒有控制政府的必要。組織政府是令人類統治人類，一方需要政府能夠統治人民，他方又要求政府能夠控制自己，困難就在這裡。政府隸屬於國民，這是控制政府的初步方法。但經驗告訴吾人，除此之外，尚有再加警戒的必要。吾人分配權力之時，須使各種機關互相牽制。”The　Federalist；　Modern　Library；　1937；　No。　51；　p。　337。Virginia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第五條說：“三種權力必須分離而分屬於三個機關，任何權力均不得行使別個權力的職務，任誰均不得同時行使一個權力以上的權力”，這個規定又成為同年六月二十九日憲法條文的一部引自C。　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