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的列強及其他國家——的衝擊，中國經濟在　２０　世紀前半

期同世界經濟的聯絡仍然極不完善。獨特的條約口岸和內地經濟部門的二元

模式也許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廣州或漢口的經濟作用的實際複雜性。

然而，過多地注意白銀外流、海關統計、貿易條件或外國貸款和投資，只能

引起誤解。中國只是沒有有效的計劃來推動農業方面必不可少的技術和組織

（再分佈）的變革；而沒有這樣的計劃，就不可能有隨之而來的真正的現代

經濟的增長。２０　世紀擴大的國際貿易，在一些地區促進了農業的商業化。在

華北一些地方，這個過程又加強了鄉村經濟和社會的分化，在某些情況下，

導致更貧窮的農民“半無產階級化”。①但這一點既不是資本主義農業在現代

中國出現的標誌，也不足以作為外國經濟罪惡的證據。

第四點意見涉及有時受到忽視的複合增長。１９　世紀末創辦的小規模的現

代工業，變成了真正的、不斷成長的現代工業部門。在　２０　世紀前　５０　年，這

些現代工業企業的增長率，估計大約為每年　７％或　８％。②這個年增長率，近似

中華人民共和國　１９４９　年以來所達到的增長率。當然，這個發展賴以開始的基

礎初始時是極小的，生產能力的實際年增長量也同樣小。但過了這幾十年，

由於增長綜合在一起，中國的經濟結構也開始變化，最初很慢，以後更加迅

速。直到　７０　年代，中國國內的生產總值近　５０％屬於工業（工廠和手工業）、

礦業、公用事業和交通運輸業——確實不全是“現代”的，但顯然是從農業

分化出來的；農業所佔的比重已從本世紀初的大約　２／３　下降到　１９７１　年的

１／３。

然而。國民黨南京政府和以前的北京政府對這一有驚人活力的——儘管

仍然在部門和地理上受到限制——現代經濟發展，並沒有出什麼力。像在　１８

世紀發生過的那樣，近代之前的增長——總人口和總產量的增加，但沒有持

續的人均增長——可能不需要國家起很大作用；甚至很可能還因沒有國家的

作用而得到好處。但是，後來要努力達到現代經濟的增長，較大的政治投入

大概是需要的。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不夠強大，或者在智力上不能充分適應，

難於控制和發展中國私人經濟的潛力，而同時又保證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

個人平等和區域平等。③

結果，１９４９　年以前關內　１８　省和東北規模不大的現代工業部門，向中華

人民共和國提供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這些骨幹可以訓練大量

擴充的人員，以配備　５０　年代投入生產的許多新工廠。這當然大半不是有意

的，但是，即使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外國勢力有時曾抑制過中國工業的獨立發展，

它最有效的遺產，看來也是最初的技術轉移使中國的早期工業化成為可能。

所以民國並非僅僅是個經濟處處停滯、政治體系四分五裂的維持時期。

相反，現代城市經濟成分的總增長，為　１９４９　年以後進一步向前推進鋪平了道

路。然而，大多數的農業地區沒有同時取得城市一樣的增長。失調、不穩定、

地方災害、戰爭和不時的通貨膨脹，都拉下了生產水平，抑制了商業，阻礙

了農業投資。這些困擾，雖然在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損害最大，但是在整個晚

清和民國時期已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存在。社會後果令人不安。

① 黃宗智：《華北農民經濟與社會變遷》是一部研究佔優勢的小農經濟變化的主要專著。

② 約翰？K。張：《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第　70—103　頁。 又見費維愷：《論　20　世

紀初年中國社會危機》，載蔡尚思編：《論清末民初中 國社會》，第　129—133　頁。

社會結構與社會行為的變化

我們首先假定中國社會－文化高度的同一性，作為判斷現代趨向的基線。

不同地區